粟裕戰爭回憶錄(26)

二六

　　三、在作戰指導上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必然容易脫離實際，使部隊作戰行動陷於被動，危害極大。

　　當日，抗日先遣隊的全部戰略行動甚至戰術行動，都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指揮。本來，派出這樣一個軍團，深入敵人後方去獨立執行任務，敵情那樣複雜多變，環境那樣困難險惡，中央和中革軍委除了規定它的戰略行動方向和基本任務外，理當給予較大的機動權。然而當時的中央和中革軍委卻使抗日先遣隊的一切行動都嚴格受其控制，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使軍團陷於極其被動的境地，給軍團製造了嚴重的困難。

　　說到這裡，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澤東同志作為軍事統帥的優良作風，他總是既通觀和掌握戰爭全域，又處處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他十分重視戰場指揮員的意見，給予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權，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能動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於許多重要戰役的指導，就是這樣做的。打豫東戰役時，中央來電中特別交代「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要請示」。打濟南戰役時，主要是明確規定了「攻濟打援」的方針和假設了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使下面心中有數，力爭好的情況，同時預計到並有辦法對付可能出現的僵局。總之，主要是對作戰方針和戰役中的關鍵性問題進行及時明確的指導，至於其它具體作戰部署和戰場處置，就由戰役指揮員依據戰場上千變萬化著的實際情況去作出決定。這種英明的統帥方法和作風，同「左」傾錯誤統治時期的那一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抗日先遣隊北上行動過程中，在七軍團階段，上有「左」傾錯誤指導，軍事指揮實行絕對的集中主義，軍團內部又有曾洪易、樂少華這樣的幹部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辦了。其實，你越是機械地執行，就越是被動，越被動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評。不結合實際情況具體靈活地執行上級指示，即使是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也是應當加以反對的。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三 O年所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尖銳批評過這種對待上級指示的錯誤態度，更何況當時是在遠離中央、深入白區的環境中進行孤軍活動呢？至於紅十軍團組建以後，則主要由於戰場指揮方面的失誤，譚家橋等幾個關鍵性的仗都沒有打好，從而加速了先遣隊失敗的到來。當然，如果爾後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這支部隊的失敗仍將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幾個關鍵的仗打好了，贏得了時間，奪得哪怕是暫時的戰場主動權，就有可能通過以後的作戰實踐，逐步認識到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的必要性並付諸行動，而不至於遭受那麼大的損失，付出那麼大的代價。這些又都說明了戰役指揮員，為爭取戰爭的勝利，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尤其重要。

　　四、「左」傾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軍團的領導，這是導致抗日先遣隊失敗的組織上的原因。

　　七軍團的領導核心，是按照宗派主義幹部政策配備起來的，少數「左」傾政策的堅決執行者，掌握著領導權，包括軍事指揮最後決定權。他們的無知與專橫給七軍團帶來的災難，我在前面已經略作敘述，教訓確實太深刻了。

　　組成紅十軍團時，領導幹部的配備，仍然受著「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保留了樂少華的軍團政委職務，反而把軍團長尋淮洲降職為師長，並把他排除在軍政委員會之外，這不僅是對尋淮洲個人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同時也是無視七軍團從瑞金出動後轉戰數省以流血犧牲換取來的寶貴經驗。新任軍團長劉疇西是一位較老的軍事指揮員，在南昌起義時就擔任營長，經歷了革命戰爭的鍛煉，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在作戰指揮上表現優柔寡斷，也缺乏在白區同敵人機動作戰的經驗。「左」傾錯誤的幹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隊的失敗是密切關聯的。在戰爭中間，主要軍事指揮員的配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謳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鬥爭歷史，首先是一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英雄史；向時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錯誤嚴重危害的一個側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歷史教訓。這些血的教訓，有力地證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革命事業就要遭受挫折。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進軍雖然失敗了，然而由方志敏、尋淮洲等同志領導的廣大指戰員和烈士們的可歌可泣的戰鬥業績，已成為紅軍鬥爭史中英勇悲壯的一頁，將永垂青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圍剿」，並沒有也絕不可能扼殺掉先烈們為之捨身奮鬥的革命大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保存下來的力量，隨即高舉革命火把，又繼續戰鬥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歷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在暴風雨般鬥爭實踐中鍛煉成長的我們的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克服和糾正各種錯誤思潮及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電示，我們隨即以勝利突圍的部隊為基礎，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我被任命為師長，劉英同志為政治委員，率部向浙江南部進軍。我們根據形勢的重大變化，吸取過去鬥爭失敗的教訓，結合當面實際情況，在實踐中探索和採取新的鬥爭策略和鬥爭方法，終於實現了從正規戰向遊擊戰的戰略轉變。經過同蔣介石十幾個團的反革命「圍剿」的反復鬥爭，我們在浙西南和閩浙邊迅速打開了新的局面，創建了新的遊擊根據地，高舉抗日、反蔣的革命旗幟，戰鬥在敵人的腹心地區。我們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紅色區域一道，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勝利地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時，我們這支部隊編入了新四軍第二支隊，重新北上，轉戰于大江南北，肩負起當年先烈們的未竟事業，投入了整個抗日鬥爭的洪流。

　　※第六章浙南三年遊擊戰爭

　　浙南三年遊擊戰爭，是我國南方三年遊擊戰爭一個組成部分。浙南遊擊區，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東南）、浙東幾塊遊擊根據地，其中心區先是在浙西南地區，以後移到浙南地區，而遊擊區域則遍及浙贛鐵路義烏至江山段和天臺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閩東北邊沿。這場遊擊戰爭，從一九三五年初開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們與國民黨浙江軍政當局簽署和平協議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並未就此偃旗息鼓，那裡的革命軍民繼續投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九年全國勝利。

　　浙南遊擊區，是由一支紅軍主力部隊，在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軍閥之間的戰爭已經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時節進入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區開闢和發展起來的，這就形成了浙南遊擊戰爭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遊擊戰爭期間，我絕大部分時間是率領挺進師發展遊擊戰爭，開闢、建設和保衛遊擊根據地。因此，我將以武裝鬥爭為主線來記述這一時期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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