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25)

二五

　　【歷史的教訓】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歷史關頭，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支勁旅，在蔣介石反動派以數倍於我之兵力的瘋狂追堵和圍攻下，不幸失敗了。這次失敗的原因，在客觀上，是敵人力量的暫時強大；主觀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它給我們以極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訓，值得認真加以研究和記取。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教訓有下列幾點：

　　一、派出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賦予抗日先遣隊的戰略任務，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動「促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這個要求過高了，沒有實現的客觀基礎，因而是主觀主義的，它導致了在作戰指導上的盲目冒險。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從瑞金出發，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懷玉山失敗，全部過程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時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葉劍英同志請問：抗日先遣隊是否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派出的？劍英同志說：「五次反『圍剿』初期，毛主席主張過把紅軍主力挺進到蘇浙皖贛地區，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當時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沒有採納。後來派出先遣隊，主力紅軍已經要作戰略轉移，那時毛主席處於無權地位。」那麼，當時的戰略意圖是什麼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軍事科學院的請問時曾指出：「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西南部轉移）。」朱德、葉劍英兩位領導同志的談話，向我們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隊派出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意圖，這對於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至關重要。

　　為著全域的需要，當時派出一支部隊到敵人深遠後方去活動，爭取在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時對敵人起一定的牽制作用，這從戰略指導上說，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卻遠遠超出了上述要求。據我後來看到的中央下達的作戰任務的訓令和政治訓令，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深入到敵人深遠後方閩浙贛皖諸省，最高度地發展遊擊戰爭，創造遊擊區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最高度地開展反日運動，把群眾的反日鬥爭發展到武裝民眾的民族戰爭的高點；通過在敵人深遠後方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及土地革命的發展，促進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

　　上述任務的確定，顯然是一廂情願。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的時候，蔣介石絕對不會由於我黨北上抗日號召的提出和一支較小部隊的出動，就抽調走大量兵力，放鬆對我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的「圍剿」。再者，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其中還有一半新戰士，僅僅一千多條槍），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遊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臆想。

　　在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的初期，毛澤東同志曾經主張趁著福建事變的時機，將中央紅軍主力突進到蘇、浙、皖，贛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敵人回援，以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攻。可惜中央拒不採用此計。七個月以後，形勢已經大變，這時候派出這樣一支先遣部隊，不論從背景、從意圖、從規模上看，和毛澤東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進的主張，顯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從政治上看，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華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舉起紅軍北上抗日的旗幟，是正確的，對於揭露蔣介石的賣國、內戰政策，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和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當時閩浙贛皖地區尚無直接對日作戰的形勢，推動抗日運動的關鍵，是要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和轉變，而這一點恰恰又是「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央所未能解決的。抗日先遣隊進軍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等方面仍然執行著「左」傾的一套，不利於爭取團結社會各階層，對於我們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損害很大。

　　二、當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未能及時實行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軍事戰略轉變，這是使抗日先遣隊遭受挫折和失敗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隊派出時，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已接近尾聲，革命形勢逐漸轉入暫時低潮。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以後，南方數省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我軍更是面臨極端不利的態勢。因此，抗日先遣隊亟須實行由正規戰向遊擊戰、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戰略轉變。但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下的中央，未能領導實行這一戰略轉變。中央雖然原則上向我們提出過開展遊擊戰爭的任務，但在實際作戰指導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團作戰。這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軍團階段，軍團的有些領導同志，儘管當時對軍事戰略轉變問題也缺乏認識，但是，在經過一段行軍作戰實踐以後，結合過去在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下參加井岡山鬥爭和中央蘇區軍事鬥爭的體驗，已經逐步感覺到，部隊孤軍深入白區，遠離後方，面對優勢敵軍的堵追，必須在軍事行動的指導方針上有所改變。例如：在北上進軍途中，應當盡可能地利用原有的遊擊根據地或遊擊區作為依託，同當地黨和遊擊武裝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發展那裡的遊擊戰爭，一方面休整補充部隊，安置傷病員，減少無後方作戰帶來的困難，爾後相機繼續作跳躍式前進；在強大敵軍「追剿」下，應適當分散兵力，形成幾個目標，同敵人盤旋兜圈子，多打遊擊戰，以吸引、迷惑和打擊敵人；在適當時機，集中兵力，打遊擊性的運動戰，殲敵一部，以改變不利態勢，爭取戰場主動權；既要積極打擊敵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於軍團領導權掌握在曾洪易、樂少華手中，同志們的這些正確意見得不到重視和採納。七軍團整編為十九師後，擺脫了曾洪易、樂少華的干擾，在尋淮洲同志領導下出動浙皖贛邊，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較活，形勢出現了轉機，這有力地說明了在敵人深遠後方活動，必須相應地改變作戰指導方針。當然，在紅七軍團階段，我們也還沒有預見到要實行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轉變，中央沒有給我們這樣的任務，我們也不敢設想把一個大的軍團改為遊擊隊。

　　抗日先遣隊後期的整編，更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當時既然估計到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後，敵人會加緊對閩浙贛蘇區的「圍剿」，形勢將會日益嚴重，但仍不採取分散遊擊的方針，卻把長於打遊擊的紅十軍和地方武裝同長於運動戰的紅七軍團合編，組成新的大兵團，集中在一起打運動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關於戰史問題的談話中評價這次合編時就曾指出：「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戰打不成，遊擊戰也打不成。經驗還是要把正規軍變成遊擊隊。」朱德同志的談話，指明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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