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18)

一八

　　而且蔣介石一貫玩弄借刀殺人掃除雜牌的伎倆，先打他們，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不會積極來增援。果然我們從富田、東固之間打起，橫掃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寧，蔣介石的「四大金剛」並未與我們交鋒，蔣鼎文、蔡廷鍇的部隊也在原地觀望。我們捅破了敵人的軟肚皮一直打到敵人的後面，他的一字長蛇陣就全線崩潰了。《毛主席詩詞》中有「七百里驅十五日」的名句，就是謳歌這次作戰的偉大勝利。在這裡我順便說一下，過了八年，希特勒就採取了這個辦法，從荷蘭、比利時那個薄弱部位打了進去，突破了法國的馬其諾防線。這就教育我們，線式防禦，在現代戰場上是沒有用的。現在有的同志強調環形防禦，那是戰術性的。從戰役上講，現代戰爭沒有多層次的縱深防禦是不行的。

　　毛澤東、朱德同志指揮作戰，常常是先打弱敵。打弱敵難在選擇。判斷敵軍之強弱，需要對敵人的各種具體情況作全面、周密的調查研究。例如部隊沿革、兵員籍貫、裝備給養、內外關係、上下關係、軍政素質、生活習慣、戰術技術及其特點以及佔據的地形、工事條件等等。這些僅是基本的情況。但一切的強和弱，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強敵而未展開，雖強猶弱；弱敵作困獸之鬥，雖弱亦強等等。所以，還需結合實際作具體的分析，毛澤東、朱德同志對這一原則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我深受他們的教育。

　　毛澤東、朱德同志在第三次反「圍剿」中，靈活用兵，出敵不意，創造戰機、捕捉戰機，使我十分欽佩。按照過去的規律，敵兩次「圍剿」之間有一個較長的間隙，在這段時間部隊多半分散執行發動群眾的任務。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我軍便分散在建甯、將樂、沙田一帶作群眾工作。但蔣介石在第二次「圍剿」之後，未給我們休整的機會。他立即調整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剛」為主力軍，親任「圍剿」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變換了作戰方針，實行長驅直入，妄圖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我蘇區，再進行深入的「圍剿」。其部署是以何應欽任左翼集團軍總司令，擔負從南城方向進攻，尋我主力決戰；以陳銘樞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擔負從吉安，永豐、樂安方向深入蘇區進行「進剿」和「清剿」的任務。

　　敵軍乘我主力尚在分散做群眾工作之機，急速推進到我蘇區的中心地區，佔領了東固、富田、東韶、黃陂等很多地方。敵軍新的攻勢來得如此之快，出乎我軍意料。毛澤東、朱德同志決定將紅軍主力撤回蘇區應戰。那時還沒有無線電聯繫，靠騎馬送信，我軍三萬多部隊，接到命令後，兼程往回趕。有天晚上，通過敵方兩支部隊中間的一個約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順利通過了，就進入蘇區了。為嚴守秘密，部隊出發前把所有的火柴、電筒上的燈泡都「沒收」了，真是「人含枚、馬銜口」，連咳嗽聲都沒有。三萬多人的大部隊，一個晚上，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到了蘇區。敵人竟然不知我們到那去了。在蘇區中心作戰，敵成了瞎子聾子，誤把在南豐以南和東南地區的紅軍第四軍第十二師以及在南豐以西宜黃以南地區的紅軍第三軍第九師認作我軍主力，下令發動進攻。而我軍主力則已撤至蘇區的後部高興圩地區。我軍避強擊弱，先打上官雲相的部隊。上官雲相部隊戰鬥力雖不強，但它同蔣介石嫡系「四大金剛」部隔得很近，我們必須迅速解決戰鬥。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我軍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連打了三個殲滅戰，斃傷、俘虜敵人約一萬多人，從被動中初步奪得了主動。

　　接著我軍充分利用在蘇區內部作戰的有利條件，故示假像，以十二軍（欠三十五師）揚旗鳴號，大張旗鼓地向東北方向佯動，把一部分敵人引向東北，並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佔樂安縣城，緊緊牽住追敵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險路，把敵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個多月。我主力兩萬多人，卻偃旗息鼓，秘密越過敵人第十一師、第十四師與第五十二師、第六十師、第六十一師之間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敵人包圍圈，向西轉移到興國東北的白石、楓邊地區隱蔽休息。等蔣介石發覺再度調兵西進，我主力又進一步調動和疲憊敵人，繼續西移，隱蔽地轉到興國、萬安、泰和之間以均村、菜園岡為中心的山區，休整待機。

　　這時敵人象個瞎馬似的已亂奔了兩個月，三個師遭到了我們的殲滅性打擊，其餘部隊受盡蘇區軍民不斷襲擾和堅壁清野之苦。悲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與此同的，兩廣軍閥利用蔣軍深陷江西之際，向湖南衡陽進兵。蔣介石處於兩面受敵之境，不得不實行總退卻。我軍趁勢分路出擊，又殲滅敵兩萬多人，贏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不過在敵人撤退時，我們同蔣鼎文、蔡廷鍇部打了一個硬仗。三軍團打高興圩，我們打老營盤。敵人很頑強。打到最後，他們集中軍官、軍士，我方就集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互拚。雙方傷亡很大，雙方都撤下來了。這一仗從戰場指揮來說，無硬拚的必要，因為敵人已決定撤退了。說明作為一個戰場指揮員，隨時都應保持冷靜的頭腦。當我們從高興圩撤向富田南邊白雲山時，碰到了韓德勤的一個師，象吃豆腐一樣，一下子就把他消滅了，繳獲極豐，正好補充了我們前一仗的大量消耗。

　　毛澤東、朱德同志指揮我們打了一系列勝仗，使我認識到，兩軍對陣，不僅是兵力、火力、士氣的較量，也是雙方指揮員指揮藝術的較量。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軍開始常處於被動，但只要指揮員善於運籌，可以馳騁的領域仍然是很寬廣的。戰爭指揮藝術是一門無止境的學問。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我先後任過紅四軍參謀長、紅一方面軍教導師師長等職務。一九三三年二月，我調任紅十一軍參謀長。這個軍是由方志敏同志在贛東北創建的紅十軍同紅十一軍的三十一師合編成的，軍長周建屏，政委肖勁光。

　　這時，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即將開始。蔣介石以其嫡系部隊七十個團十六萬人的兵力，組成中路軍，由陳誠任總指揮，擔任這次「圍剿」的主攻任務。另有蔡廷鍇為左路軍總司令，余漢謀為右路軍總司令，負責就地「剿辦」，並策應中路軍行動。「圍剿」的規模超過以往。

　　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同志指揮的。他們表現了卓越的指揮藝術。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敵人以一部兵力吸引我軍于南豐地區，另一部兵力由宜黃、樂安地區迂回我軍後方，企圖與我軍決戰。方面軍首長鑒於敵軍兵力過於集中，決定採取退卻步驟，命令紅十一軍偽裝主力，先打新豐鎮，再東渡撫河，向黎川前進，以迷惑吸引敵人，主力部隊秘密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二月十七日起我軍主力捕捉到戰機，打了兩個殲滅戰。消滅了分別向黃陂前進的敵兩個師，三月中旬，敵人企圖誘引我軍決戰於廣昌地區。為迷惑敵人，創造戰機，方面軍首長又命令紅十一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配合地方武裝，積極開展行動，吸引敵人先頭縱隊加快南進，拉大敵人前後縱隊的距離，以創造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機，紅軍主力再戰東陂、草台崗，殲敵一個師的大部。在這兩次戰役中，我對運用牽制、策應部隊以創造戰機，奪取戰役的勝利有了直接的體會。

　　我在中央紅軍經歷中的又一個重要體會是：從領導層的幾次爭論中，從正反兩個方面逐步加深了對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長期性和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對積極防禦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的理解。我感覺到作為軍事指揮員應該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個指揮員對戰略問題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頭腦，才能運籌自如地指揮作戰。在我以後的作戰生涯中長期遠離中央，所以我對於盡可能地去瞭解和學習戰略性問題格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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