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傳(147)_學達書庫

一四七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後，陳毅、饒漱石、鄧小平、譚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濟南看望正在療養的粟裕，商談軍事問題，並於3月18日將商談結果報告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原來指令三野於3月中旬或下旬攻佔浦口並炮擊南京，以促成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粟裕等認為，攻佔浦口及炮擊南京以及奪取江北敵人據點應同時進行，而且應緊接著開始渡江作戰，否則既可使敵人在戰役戰術上作比較從容的部署，又會使潛伏在江南敵軍內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難，我們則會喪失可能的戰役戰術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難。因此建議將攻擊浦口作戰推遲至4月1日開始，以便與4月10日開始的渡江作戰相銜接。中央軍委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指示以1個兵團監視浦口、浦鎮之敵，其他兵團於4月2日開始攻佔長江北岸敵軍據點，4月13日或14日開始渡江作戰。

　　3月下旬，粟裕停止療養，由濟南經徐州返回三野指揮機關。這時，三野指揮機關已與華東局、總前委一起南下，進駐蚌埠東南的孫家圩子。3月28日早晨，粟裕到達孫家圩子，當天下午就聽取了張震參謀長的彙報，進一步研究渡江作戰方案。他們分析渡江作戰準備情況和客觀條件，認為在我軍佔有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在1000多公里戰線上實行寬正面渡江作戰，敵人防線空隙甚大，兵力強弱不等，防不勝防，我軍一處成功，其他各處即可繼續生效。只要準備更充分，組織得更好，對各種意外情況有應付辦法，則渡江成功是有保證的。渡江成功以後，力求蘇南和皖南兩方面迅速東西對進，打通聯繫，集結兵力，形成對南京的包圍，對滬杭及贛東警戒，先爭取解決南京問題，再逐步解決滬杭問題。決定將主渡方向選擇在江陰、揚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斷京滬交通，切斷南京周圍之敵退路。總前委與華東局決定，三野前委繼續由粟裕主持，並率領三野指揮機關按原計劃東移蘇中泰州地區，統一指揮三野全部渡江作戰。3月30日，以三野前委名義將三野渡江作戰準備情況和作戰部署上報中央軍委並二野，同時發出《第三野戰軍京滬杭戰役作戰命令》（京字第2號）。

　　3月31日，總前委制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決定於4月15日全線渡江作戰，整個戰役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達成渡江，實行戰役展開；第二階段達成割裂包圍敵人之任務，並確實控制浙贛線一段，斷敵退路；第三階段分別殲滅包圍之敵，完成全戰役。第一階段作戰，分為三個突擊集團，東路突擊集團由三野第八、第十兩個兵團組成，中路突擊集團由三野第七、第九兩個兵團組成，西路突擊集團由二野3個兵團組成。東、中兩路（4個兵團）統歸粟裕、張震指揮。兩路之具體作戰部署，第七、第九兩兵團之東進路線，均由三野首長以詳細命令規定之。

　　《綱要》強調指出，無論敵人採取何種處置，情況發生何種變化，中、東兩路主力必須實行東西對進，力求迅速會合，達成割裂包圍敵人之目的，「此著實為全戰役之關鍵」。這個《綱要》於4月1日上報中央軍委並告劉伯承、張際春、李達。4月3日，中央軍委複電「同意《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鄧小平和陳毅率領總前委機關轉移到合肥以南的瑤崗村主持全域，劉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揮西集團作戰，粟裕主持三野前委並直接指揮東集團作戰，譚震林指揮中集團作戰。

　　4月1日，粟裕率領三野指揮機關冒雨東移，於4月5日到達江蘇泰州東南的白馬廟。在三野司令部作戰室，系統地談了他對渡江作戰和解放京滬杭的3個設想。

　　第—，「在我大軍展開戰略追擊中，對於國民黨的一些雜牌軍隊，爭取局部或地區性的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對於國民黨統治中心的南京、經濟中心的上海來說，對於像湯恩伯集團這樣的蔣介石嫡系軍隊來說，這種可能性極小。只有採取天津方式，即用戰鬥去解決敵人，只有在戰場上敵人眼見就要被消滅的情況下，才會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對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務，應著眼於戰鬥來解決問題」。

　　第二，「國民黨已失去主力部隊，剩下的絕大部分是被我軍殲滅後重建或受到我軍殲滅性打擊後重新補編的軍隊，戰鬥力非常之弱。當我大軍渡江成功後，敵人處於危急情況下，會被迫轉入戰略總退卻，長江不守，退守滬杭及浙贛線；浙贛線不保，退守華南、西南及沿海島嶼。因此，在我軍部署上，要時刻注意防敵逃跑，必須採取戰略包圍、戰役合圍，各級指揮員必須有大踏步前進猛打猛追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要有戰略追擊不顧疲勞的準備，不讓敵人有喘息機會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線」。

　　第三，「根據中央軍委一貫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須保持城市完整，不能只從軍事著眼打爛城市，嚴格規定在攻城戰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採取迫敵投降或誘敵離開城區和重要建築物而殲滅之」。

　　這三個設想，辯證地處理戰鬥方式與和平方式、消滅敵人與保全城市、爭取戰爭勝利與戰後恢復建設的關係，進一步明確和深化了京滬杭戰役的指導原則，是一個爭取軍政全勝的指導思想。

　　4月6日和19日，粟裕先後兩次召開東集團軍、師以上幹部會議，聽取第八、第十兩兵團渡江作戰準備情況彙報，並作會議總結報告，傳達中共中央和總前委的戰略意圖，反復闡述京滬杭戰役的指導思想，進一步明確了三野兩個集團4個兵團的作戰部署。

　　當時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已經開始，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進入關鍵時刻。如何處理渡江作戰與和平談判的關係，實現進軍江南解放全國的戰略目標，是戰略指導和戰役指導的首要問題。為了配合和平談判，中共中央決定推遲渡江時間。當時有些同志認為，1946年的國共和談，我們吃了和平虧；現在的國共和談，不能再上當了。

　　粟裕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1946年的和平談判我們也沒有上當，黨中央決定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正確的。那時候，我們的軍事力量在數量上只有現在的九分之一，裝備技術比敵人更差，又剛從分散到集中；政治上雖然有利，但還不像現在這樣佔有優勢，蔣介石還有一部分群眾。我們利用爭取到的短暫的和平時間，克服我們的弱點，集中我們的力量，將解放區打成一片，贏得了這個時間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我們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均處於優勢，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為了增加我們政治上的優勢，進一步分化敵人，使我們更好地團結爭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敵人，便於軍事上解決敵人，並不是對國民黨抱有什麼幻想。在這個問題上，要反對兩種偏向，一是根本不相信和談，二是過分相信和談。戰爭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戰爭服從於政治。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今後解決國民黨剩餘軍事力量有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雖然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我們也不放棄和談，如果能以小的讓步換取大的勝利，這對人民是有利的。《孫子兵法》說過，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上策。但是，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自己有力量才能保證真正的和平。如果我們勝利渡過長江，迅速包圍敵人，在軍事上逼其就範，就有可能爭取北平式的局部和平解決。現在和談已進入決定性階段，雖然延長了渡江時間，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勝利，起到了團結人民、分化敵人的作用，在軍事上渡江作戰的準備更加充分。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不管敵人是否在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們都要過江。

　　粟裕指出，這次渡江戰役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大進軍，等於最後挖取敵人心臟，對完成中國革命有決定性的意義。敵人現在集結江岸的番號、兵力相等于淮海戰役參戰兵力的總數，大部是被殲重建者，戰鬥力很弱，但是我們仍然應當作強敵來打。

　　粟裕分析渡江作戰發展趨勢，估計在我軍全線渡江以後可能出現三種情況，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第一，敵以南京、蕪湖地區的兵力，對付我中集團，阻止其向東發展，同時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間的兵力，尋求在京滬之間與我軍決戰。如出現這種情況，則要求東集團在渡江成功之後，主力控制在江陰、武進、無錫三角地帶，下決心在京滬線上打一個惡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個好局面來。這就要求中集團在渡江成功之後，除留足夠兵力殲滅沿江當面之敵外，主力迅速向東發展，與東集團打通聯繫。

　　第二，南京、鎮江等地區之敵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贛線上組織第二道防線；京滬線之敵向上海收縮，固守上海。如出現這種情況，則三野先集中兵力協同二野解決浙贛線上之敵，然後再圍攻上海之敵，各個擊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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