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傳(60)_學達書庫

六〇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党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明確指出：「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党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共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取消過去各地黨政軍委員會（黨政軍委員會的設立，在根據地創立時期是必要的正確的）。各級黨委的性質與成分必須改變。各級黨委不應當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的黨委，而應當是該地區的黨、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導機關（但不是聯席會議）。因此它的成分必須包括黨務、政府、軍隊中主要負責的黨員幹部（皆委之常委亦應包括黨務、政府及軍隊三方面的負責幹部），而不應全部或絕大多數委員都是黨務工作者。各級黨委的工作應當是照顧各方面，討論與檢查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府僅僅局限於地方工作」。中共中央的決定特別指出：「在遊擊區因為它的特殊性，領導的一元化不僅是在相互關係上應有所確定，而且在黨、政、軍、民的機構上，在必要時亦須一元化。黨委、政府、民眾團體的機關，可與軍隊指揮機關、政治機關合併。党、政、民幹部在軍隊或遊擊隊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如正副軍事指揮員、政委及政治部各種工作），戰時參加軍隊與遊擊隊工作，戰鬥空隙時則仍實行其原來的黨、政、民職務（如黨委書記、縣長、工會主席）」（《新四軍·文獻（3）》，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0—24頁。）。

　　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並經華中局批准，蘇中區實行党的一元化領導。11月中旬，撤消蘇中軍政党委員會，建立中共蘇中區委員會，作為蘇中區的最高統一領導機關，以粟裕、陳丕顯、管文蔚、周季方為委員，粟裕任書記。隨後，又在第一、二、三、四分區和興東泰特區分別建立中共地區委員會。在蘇中區建立起了從上到下的党的一元化領導體制。

　　根據當前鬥爭的要求並為將來的戰略反攻作準備，粟裕進一步改善主力部隊、地方武裝、民兵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

　　當時，蘇中區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已經形成，但是還存在一甚問題：一是主力部隊長期頻繁作戰，消耗過大，缺少整訓，不利於今後的大發展；二是地方武裝數量雖已超過主力，但較多用於執行警備任務，較少用於進擊敵人，還不能獨立地擔負起堅持原地鬥爭的任務；三是從鬥爭發展趨勢來看，除第二分區北部可能稍趨緩和外，其他各區、特別是第三、第四分區將更趨緊張，回旋餘地更加狹窄，部隊過於擁擠，存在「塘小魚大」的矛盾，容易遭受損失。這種狀況，不僅對堅持原地鬥爭有莫大影響，而且對將來實行戰略反攻影響甚大。因此，他在7月19日和7月29日上報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的兩份電報中，建議改善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抽出一部分主力團在較為安定的地區進行整訓，其餘主力團實行地方化，與當地武裝合併，加強堅持原地鬥爭的武裝力量。

　　這個建議，被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採納。經過反復商討，蘇中區黨委決定，並經華中局、新四軍軍部批准，蘇中軍區和第一師所屬部隊於1942年9月統一整編，第一、二、三旅和第十八旅各保留一個經過充實加強的主力團。為保持一定數量的主力部隊和加強蘇南工作，決定派第二旅旅長王必成率第四團、教導隊及鹽城興化警衛團各一部共2000人南下，與第六師之第十六旅會合，編成一個旅，仍用第十六旅番號，旅長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南下部隊于12月到達蘇南溧陽地區。除保留上述主力部隊外，其餘主力團實行地方化，與各縣地方武裝合併，作為地方團的骨幹。另組建擔負培訓幹部和師部警衛任務的教導團，保留擔負海上鬥爭任務的海防團。經過這次整編，使第一師師部和蘇中軍區有主力在手，隨時可以對重要方向實施突擊；而各分區各縣也都有較強的武裝作為機動兵力，配合遊擊隊和民兵，擔負堅持原地鬥爭的任務。同時，主力部隊得到了輪流作戰、輪流整訓的條件；地方部隊則大為加強，並在鬥爭中逐步上升為新的主力，大量半脫產和不脫產的民兵，則成為群眾性抗日遊擊戰爭的偉大力量和補充壯大主力軍、地方軍的不竭源泉。

　　粟裕領導的這次整編，既加強了主力部隊，也加強了地方武裝，使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得到進一步改善，是根據地軍事律設上的一項成功的戰略性措施。陳毅在代表華中局、新四軍軍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這一做法「是走的加強其地方性以最終消滅其地方性轉化為主力的道路。這一辯證的發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軍主力化的矛盾正確解決了」。

　　與此同時，粟裕全面推進蘇中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並把改造基層政權的工作擺在重要地位。

　　從1941年開始，到1942年冬天，蘇中區廣泛深入地開展減租減息鬥爭，為根據地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1942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在如東南坎鎮舉行的蘇中軍政黨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又稱南坎會議）上，粟裕尖銳地提出了改造基層政權問題。他指出，當時政權工作中存在的最嚴重缺點是區以下的機構不健全，大部的鄉、保政權還未經過改造，是「新民主主義的頭，半封建勢力的腳」。只有改造了基層政權，才能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才能團結各階層。「改造政權，不但對在今天根據地內實行民主政治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將來在戰後建設新中國時更有絕大的重要意義」。

　　根據粟裕的提議，蘇中區黨委於1942年11月19日作出《關於改造基層政權機構、加強民主建設的決定》。粟裕對陳丕顯、管文蔚等說：我們到蘇北已整整兩年，確實做了大量工作，武的文的都有成績。就政權工作來說，迄今為止，縣以上都建立了民主政府；區一級一般也都經過局部改造，半數以上的鄉村建立了黨支部，各類不同形式的群眾性抗敵組織也建立了不少，這正好說明基層群眾已樹立了優勢。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區以下的鄉保舊政權還未經過改造。有不少地方，我們發的命令，在鄉保政權實行起采還是老一套，使人民群眾感覺不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新力量和新面貌。列寧有句名言：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現在，大力改造根據地的一切舊政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若再拖延，則原地鬥爭也難堅持。他再三囑咐：要把政治民主交到群眾手裡，讓人民自己來推選有威信的領導人，這可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呀，要抽調一批得力的幹部來做這項工作。

　　從1942年冬季開始，蘇中全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改造基層政權的群眾運動，到1943年年底，全區經過改造的鄉一級政權達到74％強，基本上建成了從上到下的抗日民主政治體制。同時，根據地的經濟、文化建設也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在日偽軍反復「掃蕩」、「清剿」和嚴密封鎖的條件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創辦了被服廠、印刷廠、捲煙廠等生產企業，建立{稅收、貿易等財政經濟制度，並且在華中各根據地中首先發行了自己的貨幣，不僅保證了蘇中根據地的需要，而且完成了華中局賦予的每年百萬擔公糧、兩千萬元稅收的上繳任務。在文化教育方面，創辦了各種學校和識字班，廣泛開展社會教育，使廣大群眾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據1943年統計，蘇中全區共有54所中學、1548所小學，擁有中學教師420多人、小學教師3320多人，在校中小學生16.4萬餘人，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堅持教學活動，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1942年冬天，著名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山香港赴延安，途經蘇中參觀考察。粟裕和陳丕顯、管文蔚等熱情接待，向他詳細介紹了蘇中根據地的情況，並按照他的意願安排實地考察民主政治建設和文化教育情況。在第二分區，他視察了東台縣許墩鄉民選鄉長的活動，參加了幹部、群眾和中小地主的座談會，對蘇中根據地的民主建設稱讚不已。他深有感慨地說：在這裡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農民群眾能投票選舉鄉長，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做到。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創舉，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在第四分區，他參觀了粟裕指導創辦的騎岸中學，說：在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能辦出這樣一所中學，是不簡單的。在蘇中區舉行的歡迎會上，鄒韜奮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暢談他在蘇中考察的感受，興奮地說：我在蘇中看到了新中國的光明！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