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傳(41)_學達書庫

四一

　　一次射擊練習，有幾個剛來不久的青年學生覺得已經達到了要求，便趴在那裡悄悄談起天來。突然他們覺得有人過來了，抬頭一看，粟裕已站在身前。粟裕一聲不吭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枚銅元，放在一個學生的槍上，發出口令：「擊發！」隨著扣動扳機時的振動，銅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過槍，一個臥姿趴下，讓那學生給他放好銅元，發出射擊命令，幾次擊發銅元紋絲不動。他站起來走了。這件事前後不過幾分鐘，除了一個口令，粟裕沒有多說一句話，可是對幾個青年學生和指揮部人員的教育很深。對於剛調來司令部擔任見習參謀的新成員，粟裕鼓勵他們大膽工作，有意佈置他們起草文書、命令，去現場測繪地圖。寫不好、繪得不準確，他一一指出，讓他們重做，在實踐中提高，使他們的工作很快適應戰爭的要求。

　　粟裕到皖南新四軍軍部開會，應邀去新四軍教導總隊第九隊講軍事課。第九隊是高幹隊，學員多數是紅軍出身的營團幹部，他們來自工農，文化基礎較差。粟裕結合實際戰例講課，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廣征博引。學員們聽得懂、記得住、領會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幾次回皖南軍部，都被教導總隊請去講形勢、上軍事課，成了他不可少的活動內容。學員們都非常喜歡聽他的課。

　　1940年4月16日，粟裕給集中整訓的主力部隊指揮員講授《關於組織戰鬥》課，聽課的都是各級領導幹部，大都沒有系統地學過軍事理論，不少人打了十幾年仗，取得過不少勝利，但對怎樣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在理論上說不清楚。粟裕以自己的豐富實戰經驗和深刻的理論思考給大家講課，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講得通俗易懂。他在講課中著重指出：「什麼是組織戰鬥？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對比，也是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是各種力量的總決賽。要保障戰爭的勝利，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的力量組織好；戰爭的哪一方能多動員些力量，那一方就多一層勝利的保障。」（《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2頁。）

　　粟裕認為，隨著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式武器不斷產生出來，同時戰爭的性質、戰爭的範圍和規模、戰爭的形式和手段，都在不斷變化，於是軍隊的指揮關係也不斷演進。粟裕把有軍隊以來到現在的軍隊的指揮關係分為三個時期，逐個講解，使大家瞭解過去，更好地掌握現在：首先是火藥發明和用於戰爭之前的冷兵器時代，軍隊作戰的戰鬥隊形和戰術，無論攻和防都較簡單。所以只有簡單的指揮關係，通常由軍隊的主將以口語或旌旗、鼙鼓之類的信號傳達命令，進行指揮，稱之為「司令時期」；二是火器發明，特別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使軍事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指揮關係複雜起來了，有了參謀處的雛形組織，稱為「拿破崙時期」；三是19世紀初葉以來，人類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目前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更加發展，由於戰爭的需要，軍隊的編成和武器裝備日益複雜、精良，現代化海空軍和裝甲兵的出現，使戰爭由地面擴展到海上和空中，由線式的戰爭發展成為面的和立體的戰爭。因此在軍隊使用和指揮關係上也起了變化。作戰時，要使各軍兵種在規定的時間和戰線上協同配合，發揮最大威力，取得預定效果，就必須有周密的組織部署，所以現在是「組織戰鬥時期」。

　　他所以講這些內容，是聯繫到江南新四軍下一步發展方向和作戰規模變化的需要。他說：「可能不久的將來，我們要打更大規模的仗。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樣，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這樣多人，如果打不好，走是走不了的。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作準備，準備愈充分，勝利愈有保證。」（《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3—34頁。）接著他又從明確任務瞭解意圖、戰爭動員、偵察、制定作戰方案、戰時勤務和戰後勤務等問題，分門別類講述。講課中粟裕一概以實戰為例說明問題，所引用的戰例大都是他親身經歷的，所以講得生動活潑。

　　那時粟裕剛從三年遊擊戰爭的深山老林裡走出來，投入江南敵後抗戰的洪流，仍處在一個範圍不大的作戰圈子裡，然而他講授的《關於組織戰鬥》課，體現了粟裕的認識和思維的超前性及視野的開闊性。他的「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對比，也是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是各種力量的總決賽」的觀點、關於「由線式的戰爭發展成為面的和立體的戰爭」的闡述，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

　　他的三個作戰指揮時期的劃分和界定也是科學的，是符合戰爭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的。粟裕之所以具有超前的思維意識與現代的軍事理論觀念，很重要的一條是他善於學習、勤於思考，注重研究新情況。當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記得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大堆書，多數是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還有《孫子兵法》等。1940年春，部隊繳獲到一台收音機，粟裕要司令部安排人每晚輪流值班，收聽新聞廣播，並速記下來，選重要的每天抄送首長傳閱。諸如這種通過各個渠道收集來的情況和信息，豐富了他的頭腦，擴大了他的視野，使他雖處局部，卻能從全域思考問題，把握今天，預想明天。

　　五、積極思考江南新四軍戰略發展方向。任江南指揮部副指揮。堅定貫徹「向北發展」。

　　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新四軍挺進江南，堅持敵後抗戰。然而，粟裕對與之較量過10年的老對手國民黨當局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陷，抗日戰爭逐步由戰略防禦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對國民黨政府由集中軍事打擊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將重點轉向華北、華中佔領區，對付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蔣介石方面，當初把新四軍放在敵人統治力量最強、交通最方便、作戰最困難的條件下開展遊擊戰爭，雖有牽制日軍、配合正面戰場的作用和需要，但主要意圖是想假日軍之手削弱以至消滅新四軍。然而，半年多過去了，陳、粟等領導的挺進江南敵後的新四軍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紮根於江南這片沃土，發展壯大。國民黨蔣介石對此非常嫉恨和恐懼。正面戰場一連串失敗，以蔣介石為首的一部分人對抗戰採取消極態度，對內對外政策有了很大變化。並於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設立了防共委員會。以此為標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在不斷悄然升級。

　　挺進敵後的新四軍處在日軍、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夾擊的錯綜複雜形勢之中，隨著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處境更加嚴峻了。粟裕形容這種軍事、政治鬥爭的複雜形勢是「黨內外，敵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錯」。一從敵方說，江南是日軍侵華的指揮部所在地，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且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工農業發達，是軍需、給養的補給基地。從1939年1月起，日軍在京鎮蕪三角地帶進一步增加兵力，採用攻守並用的戰術，深入重要集鎮，構築「梅花樁」式的據點，加強了對新四軍挺進江南初期創立的茅山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二從友方說，國民黨第三戰區拋出了《江南淪陷區內諸種武力之整理方案》，對新四軍活動區域採取「畫地為牢」政策，規定江南新四軍只能在江甯、句容、丹陽、鎮江、當塗、蕪湖等縣境活動。還成立了所謂「第三戰區抗敵總動員委員會」，規定一切社會宣傳、群眾工作、擴軍、減租減息等均由該會負責，任何駐軍不得插手。三從我方說，面對這種形勢，江南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更顯得重要，粟裕更為關注。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便不能從根本上衝破國民黨當局的限制和束縛，也就談不上發展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抗日局面。而恰恰在這個關係大局的重大問題上中共黨內意見尚未統一，一波三折。

　　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對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指出：「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毛澤東年譜》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頁。）5月4日又進一步指示：「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並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能夠克服這種困難……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20頁。）粟裕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挺進江南以後積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很快打開了江南敵後抗戰局面。

　　而這時新四軍高層領導中對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方針存有不同的意見，項英主張「在皖南要建立一個根據地」，並作出了「部隊不宜全部出動」的決定，致使新四軍的部分主力、許多骨幹和大批新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滯留在皖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四軍在敵後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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