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傳(42)_學達書庫

四二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視察工作。第二次國共合作，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他是借視察第三戰區工作的機會，專程來新四軍傳達和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

　　皖南春早，景色宜人。周恩來的到來，使雲嶺更加生氣勃勃。

　　新四軍主要領導和各支隊負責人聚集在皖南。粟裕從蘇南回到軍部參加這次重要會議，聽取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作的《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的報告。周恩來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必須「獨立自主」地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會議期間，周恩來同新四軍領導交談，廣泛聽取包括粟裕在內的各支隊負責人和其他幹部的意見。他肯定一、二支隊在江南敵後的發展是符合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經過整整兩天討論，根據中共中央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指示精神，周恩來與項英等商定新四軍今後發展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從此在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之間、軍部和各支隊之間，對新四軍戰略發展方向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

　　皖南之行是粟裕進入江南敵後以來參加的一次高級別會議，討論的是新四軍戰略發展方針這樣的重要問題。這使他對全國的鬥爭形勢和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粟裕非常擁護周恩來與項英等商定的新四軍戰略發展方向，積極貫徹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

　　粟裕率二支隊挺進敵後，既以主要精力考慮對付日軍，還以相當精力注意友軍的磨擦；在開展敵後抗日鬥爭中，既貫徹中共中央的「獨立自主」原則，又關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因反對磨擦而遭致破壞。粟裕把軍事鬥爭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最終以軍事鬥爭的勝利來推動政治目標的實現。國民黨第三戰區給新四軍二支隊劃定了南京、天王寺、秣陵關這個最長距離不過30公里狹長三角地帶的活動區域。

　　粟裕認為，不能盲從這個規定，必須衝破國民黨當局的束縛。結果二支隊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蕪湖，東北打到鎮江、金壇一帶。在衝破種種束縛的過程中，粟裕巧妙地把握好「度」，不四面出擊，過分刺激友軍。抗日無罪，衝破防區的抗日行動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鬥智的結果，二支隊一次次地打到防區以外，雖也遭致國民黨第三戰區的「追查」、「警告」，但他們也不好過深追究，最終造成一個個沖出防區的既成事實。而沖出防區的每一次行動，不僅在軍事上打擊了日寇，而且在政治上擴大了新四軍的影響。二支隊活動的根據地也在一次次沖出防區作戰行動中擴大、延伸，部隊得到了鍛煉、提高、發展。二支隊挺進江南敵後不到一年時間，便由原來的1700餘人發展到6000餘人。

　　此時，蘇南的局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移駐溧陽山丫橋，又成立了第一遊擊區指揮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兼總指揮，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師師長冷欣兼副總指揮，並將四十師、五十二師一部前調，監督新四軍，蓄意挑釁。日、偽軍也增加兵力，對新四軍抗日根據地發動更大規模的「掃蕩」。1939年4月10日，日軍千餘人分三路向二支隊駐地狸頭橋進犯，尋殲新四軍第二支隊主力。粟裕派少數兵力佯動，阻滯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相機打擊敵人。阻擊部隊頑強抗擊敵人5小時後迅速撤出。當晚敵人進至狸頭橋附近，卻找不到二支隊的蹤影，只好宿營于紅楊樹。這時，粟裕派出的遊擊小組夜襲紅楊樹之敵。黑夜中日軍固守房屋應戰，第二天早晨灰溜溜地撤退了。這一仗二支隊斃敵40餘人，傷敵30餘人，粉碎了日軍的分進合擊計劃。

　　為加強統一領導，集中力量打破敵頑夾擊，堅持江南敵後抗戰，1939年8月，新四軍軍部決定第一、第二支隊合併指揮。11月7日，江南指揮部在溧陽縣水西村正式成立，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羅忠毅任參謀長，劉炎、鐘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仕。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及地方武裝共計1.4萬餘人。

　　陳毅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政治上恢廓大度，有遠見。粟裕對中共中央的決策也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且長於戰役的組織指揮，用兵如神。在陳毅領導下，作為陳毅的助手，粟裕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而陳毅又把全盤的軍事指揮重任放手交給了粟裕，讓他盡情地施展。陳、粟二人同住在水西村一家李姓的宗祠內。白天二人根據分工忙著各自的工作，晚上，透過宗祠閣樓的燈光，便可看見陳、粟在一起商議軍政大事的身影。在江南指揮部粟裕負責的攤子大了，擔子重了，工作更忙了。指揮陳毅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統戰工作上。

　　新四軍軍部雖然下達了羅忠毅任參謀長的命令，但羅忠毅一直在二支隊司令部駐地狸頭橋主持工作。這樣粟裕便兼起了江南指揮部參謀長職務，作戰、訓練、後勤及地方政權建設等全盤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1940年2月7日（農曆除夕），陳毅親筆寫了一副對聯：「輕裘緩帶羊叔子，食少事繁諸葛公」，貼在粟裕宿舍門上，稱讚粟裕面對繁忙工作所表現的敬業、負責精神，同時提醒他注意身體和休息。

　　就在江南指揮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寶堰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採取夜間出動、拂曉攻擊的戰法，奔襲延陵。陳、粟早有準備。日軍撲了個空，灰溜溜地撤回據點。陳、粟又安排好了擊敵方案。日軍還在途中，王必成團長率領的新四軍第二團突然殺了出來，會同新六團、丹陽獨立支隊，將日軍包圍在賀甲村。8日下午3時，王必成指揮各部發起總攻。日軍依託有利地形，構築環形工事，負隅頑抗。新四軍前仆後繼，連續攻擊拼搏，經過26小時強攻，全殲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擊斃武村中隊長以下日軍168名，生俘3人，繳獲輕機槍4挺、步槍28支、擲彈筒2具、指揮刀2把。延陵大捷，開創了江南敵後殲敵的新紀錄，受到延安總部通報表彰。

　　江南局勢越來越嚴峻。新四軍在國民黨頑固派和日軍的進攻中處境更加困難。1939年11月7日，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等在重慶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商談，一致認為新四軍只有堅決而秘密地執行以一部堅持江南現地區，主力向江北發展的方針，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裝，繼續發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華中為我黨我軍最重要的生命線。我黨我軍不控制華中不能生存。並在軍事上派八路軍主力2萬余人南下。已進入華中敵後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和與持不同意見同志的討論，也認為蘇北是當時華中最有利、最能發展的地區，是我軍的戰略突擊方向。這樣，發展蘇北的任務便由關係新四軍發展方向的一個局部問題，上升到關係對日、對頑鬥爭的全域位置上來了。粟裕堅決擁護和贊同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認為「向北發展」已到了時不我待的程度，應當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力爭主動。

　　事實上，江南新四軍「向東作戰」目的達到後，陳毅和粟裕一直在考慮「向北發展」的問題，並且積極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粟裕認為，新四軍在江南主要與日軍作戰，打的是一些小規模的遊擊戰，一旦向北發展，勢必要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就會與他們打更大規模的仗。粟裕站在這個戰略高度思考，從皖南回到江南後，在集中整訓主力部隊指揮員向他們講授《關於組織戰鬥》軍事課時，反復提醒大家：「可能不久將來，我們要打更大規模的仗」。引導大家在思想上提前作好準備：作戰對象要從主要打日軍變為打國民黨頑固派，作戰形式要從打日軍的小規模遊擊戰變為打國民黨頑固派的大仗。

　　大約是在1939年10月底11月初，出現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粟裕及時緊緊抓住，協助陳毅做了一篇「向北發展」的絕妙文章。

　　蘇北地方實力派李明揚，通過他的同鄉、國民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弄到10萬發子彈。王敬久要李明揚自己派部隊去取。因途中要通過日軍嚴密控制的重重封鎖線，危險很大，李明揚決定找新四軍幫助，托人捎了一封親筆信給陳毅。11月11日，陳毅接信後即找粟裕商量。粟裕毫不遲疑地提出：從二支隊抽出力量，由盧勝、陶勇率領四團團部及第二營，擔任協助護送彈藥的任務。彈藥於11月中旬送到了李明揚手中。盧勝、陶勇所帶的部隊也借機渡江北上，後進入蘇皖邊區，與先前渡江北上在那裡活動的梅嘉生支隊合編為蘇皖支隊，最終同活動在淮南的第五支隊取得了聯繫。這是粟裕協助陳毅走出的「向北發展」關鍵一著棋。接著，粟裕又和陳毅走出了另一著妙棋，決定葉飛率領老六團由蘇南開到揚中，與管文蔚部合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然後渡江北上，加強蘇北力量，在揚州東部地區開展鬥爭。這樣，大江兩岸的蘇南、蘇中、淮南三面聯通，互為犄角，造成了新四軍足跨長江兩岸隨時可以發展的有利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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