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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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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觀摩演出只能學到皮毛,不瞭解藝術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臺形象,以及他們的追求,就不可能對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時的年齡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許多學習機遇,唯一能令我稍稍親近的,是侯寶林先生。 我參加工作時,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懷著仰望的心情與他交往的。當然不可能與大師成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為親近,好在我們都同屬廣播局領導。這樣,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給人們帶來了歡樂,由於他的存在和由於他的努力,使一兩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在那並不寬裕的生活中,有過多少次開懷大笑,並且那笑不是暫時的,而是回味無窮的笑意。眾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從藝艱辛不易,等到我見到他時,已成喜劇大師。 大師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著頭,不苟言笑,手提一個熱水瓶,匆匆走來。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驚人絕藝就藏在身上,到了臺上,那神采四溢,伴隨著笑聲四起,給人的藝術享受難於形容。 我早年只是當他出現時,我就儘量找機會聽他與能有資格和他對話的人談話。 幾十年來,我們之間說過什麼,議論過什麼,似乎難以講清。他對我頗有好感。在幹校時,我挑秧,他拉車,相視一笑。回來後,在一次《演講與口才》雜誌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對我說:「你剛才發言很好,很有生動感,為什麼不能在電視上這麼講呢?」這是對我後來主持《正大綜藝》的方式方法的啟迪。藝術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還原生活中那牛動的、隨意的、無拘無束的感覺,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藝術品位,這是侯先生對我的教誨。老爺子給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應外出,但只要我登門請求,他從未拒絕。 很多晚輩怕與他同桌吃飯,我不知為什麼,也許因為候先生講起做人的道理有時不太留情面,我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敬陪一旁,引發一些侯先生喜愛的話題,聽他侃侃而談。 侯先生原來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並知道如何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絕頂聰明之人。聽他相聲精品,你會感到他已是一位學者型的喜劇大師,是他把相聲從地攤上提升為正宗文化,使相聲洗淨小市民的庸俗情調,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樣,把相聲推到一個前所未所的頂峰。晚年他多次對我談了他的憂慮,他擔心相聲會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攤去,當然,不無理由。 侯寶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規律。他走了,為我們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開的藝術作品。 他臨終時,曾說過:「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穩飯。」他是藝術的巨匠,又是尋常百姓,作為生活於中國新舊社會兩個時代的人,感受過藝人的新生,也飽嘗過各種辛酸,他其實完全不去理會外部的聲望,而懷著弱者的心態。不願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個群體的心態。 我剛參加工作時,住集體宿舍和吃集體食堂,這對我也有極大的好處。我從很年輕時起,就不曾有過一味的單純的玩耍,我玩任何種類的遊戲,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鍛煉我的思維與智力;第二,將來我的業務能不能用上。我接觸人,從年輕時起,也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看對方能不能在某個方面對我有所幫助。我結交文學修養高的人,就時不時討教古文;結識會唱歌的人,就跟他們起碼學會一首歌;結識一些受鍛煉的人,就讓他們帶著我或吸引我去鍛煉身體。人以群分,真是半點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幫我,哪怕是幫我喚起對各種美好事物的嚮往的人,我是不可能與他們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著買好的飯萊,總要找一個能挨近我需要與他(她)有一番談話的人旁的邊,就在餐桌上,我學會與掌握了十三轍,什麼人辰轍、發花轍、江陽轍、姑蘇轍等等。說唱團演唱單弦的趙玉明在飯桌上給我抄了一個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來,東西南北坐」。她告訴我,你舉一反三,按這13個字去套吧。趙玉明還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臺上站立,怎麼才能挺拔、精神。她說,只要把身體重心移到靠前的一隻腳的前腳掌就可以了。這兩項對我一生有用的知識,前後只用了五分鐘就掌握了,但找到這樣能坦誠相告的老師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鐘,那要「眾裡尋她千百度」了。 對我有過啟迪、有過幫助和指點的人,我不可能—一回憶,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與劉歡的一次對話。 在後臺,劉吹和我談起了我們曾說過的一件事,我的一個同學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以回憶度過平淡時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劉歡是年輕演員中的一個奇才,他的歌聲帶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們相處不多,但交情不錯。 記得那是在瀋陽的一個夜晚,到了晚上誰要和劉歡聊天,一定會驚呼上當,因為劉歡生活規律與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間學習、工作、作曲,白天睡覺,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別人不好走,這等於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還不到睡覺時候,他邀我進他屋裡小坐。進去之後,只有我們倆,我就說,劉歡,你怎麼那麼傻,不聽我勸告。在1991年賑災義演中,劉歡參加排練後獨自回家,劇組宣佈除個別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場地集合,不派車接。而據劉歡講,他沒得到通知,以為他的節目取消了。 晚上看電視,當董浩報到下一個節目劉歡演唱,而演員未到,他嚇壞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載了一輛的士趕到會場,還是我們幫他儘快上場,大致算是圓了場。可是,我對他說,對於今晚的事,如果沒人找你瞭解,你不必自己去四處解釋。他當時點頭。可是過了沒幾天,不知誰給他出餿主意,他去了電視臺,要求與領導對話,並闖人電視臺的一個會場。當時,一百多位處以上幹部正在開會,劉歡一闖進來,不但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激起領導層公憤。大家紛紛指責文藝部,都是你們慣壞了歌星,怎麼可以這樣無禮。是的,你就是進一個只有兩個人的售貨廳,找人家對話,也要打個招呼,何況闖進堂堂國家電視臺呢! 於是劉歡很久沒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這倒沒有所謂封殺他的指示,只是沒有人會想法用他,他聽了我的指責,沒作什麼解釋。我們就聊起了別的事,談詩,談文學,談錢鐘書,談林語堂,談魯迅,談歌曲、音樂、談法國的浪漫情調,談奧地利維也納的藝術氛圍,總之,談得津津有味。我對他說起一個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學,他已在這個山區從事教學三十多年,見到我談起許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學往事,並鄭重地遞給我一份我同班同學名單。他說這是後來回憶寫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學名單,只缺兩位,他說記不起來了,拿到這份名單,我深有感慨,我和劉歡在談到這一點時,都很激動。 當一個人對前景不復擁有進取的奮進之心,當一個人到了一個他難於適應又無可奈何的環境中,他會一味沉浸在對往昔的回憶中,用青年時代無限美好的時光來填補眼前的平淡得難於忍受的時光。這時,時光不再前進了,凝固了,歲月的新的變化已對他沒有了意義。真是這樣嗎?我的同學,我少年時的夥伴。這種在交談中的猜測,震動了我們倆,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與劉歡分手小睡一會,趕加北京。過後,我忘了那次談話,還是劉歡在上海又一次提起這件事,並很感慨。 還有一件事,讓我想起來心情很難平靜。那是在1960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頭,哦!是一年前與我同去電視臺應試,最後剩下的四位中的一個夥伴。我見到她很高興,她也很高興。但是她問我一個問題,我卻無法叫答,她說;「電視臺為什麼至今也不通知咱們,到底結果如問?」我那時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為她看不到電視,因為1960年老百姓家沒有電視機,她還在滿懷希望地等待,等待電視臺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裡很慌,也很難過。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訴她,你們三個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選者。不能,即使再婉轉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來想與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後來她在期待中過了多久,當她日後在電視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後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應試的那個17歲的」男孩,但願她不要生活在那記憶與不可能實現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憶往昔,在舊話重提,在追憶那麼多的人和與他們的交往,這也是一種懷舊。一是不是我也會陷人對往事無盡的追懷?也許是,也許不是。 我還要做那麼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斷湧上心頭。我不會停步,這是我的內心的驅使,也是那麼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們曾做出的輝煌成績的感召。 路是沒有盡頭的,人生還會有巨大的風雲變幻…… 寫於1995年10月北京、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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