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25)_趙忠祥

二五

　　鄧小平的專機降落在安德魯斯空軍機場的那一天，我和同事們去迎接，那只是遠距離的迎接，和許多中外記者站在離跑道很遠的地方。飛機從天而降，我遠遠地看到他精神煥發，笑容滿面地走下舷梯，我和大家一起鼓掌。當時，我心中充滿的是一種莊嚴的自豪感，後來在亞特蘭大，我們和他同住在一家賓館，我曾幾次比較遠地看到他出進賓館的情景。

　　全世界都知道，鄧小平是一位政治生涯曾幾次大起大落的偉人，而他的幾乎每一次的沉浮，在電視裡都有我參與宣佈。

　　在25年的新聞廣播中，我記得，「文革」前，他不經常出現在屏幕上，出現時我稱他為總書記。「文革」開始，我的播音稿中，稱他為「中國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或「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多年，我的播音稿件中，「打倒劉、鄧、陶」幾乎成了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匯。1975年前後，我又在話筒前播出他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及他一系列的國務活動和那時提出的口號，如「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不久，我又在話筒前播出了「批判右傾翻案風」，和又一次在他的名字前冠以「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或「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以後，中國的政治舞臺發生了巨大變化，鄧小平複出，他老人家又成了副總理。還是我這同一個人，又奇跡般地跟他去了美國，為他的辛勤奔忙而報道，後來，1985年以後，我不再播報新聞。

　　我是一名播音員，我的任務或說我的職責，就是要如實地播報黨中央、新華社發來的稿件。然而，對一位偉人，一會兒歌頌，一會兒譴責，使我也產生了一種迷離夢幻般的感覺。

　　他的政治命運的每一次轉折，幾乎都由我的口中宣佈。但我卻覺得，我的命運是由他賦予了無可言述的轉機，沒有他的複出，沒有他制定的改革開放的藍圖，我想，我家至今不會有彩色電視機，我也不會有這麼多良好的工作機遇。

　　前年，1993年9月，我們節目主持人組成代表團赴美參觀訪問時，在CBS，我與美國著名新聞節目主持人丹·拉瑟有過一次長時間座談。其間，丹·拉瑟問我，「你們主持人在改革開放後，有什麼感受。」我說：「我們主持人是和整個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我只舉個例子，我18歲參加電視播音工作，我在工作了三年之後，走在大街上，希望有人能認識我，或向我打個招呼，但遺憾的是，沒有。」（美方的幾位人員都笑了）我說：「我的外祖母，是她把我從小帶大，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很難向她講清，她的孫子在做的是一件什麼樣的工作。因為那時候，電視機很難進人平民百姓家中，改革開放以來，我覺得像夢一樣，中國彩電已發展到兩億多台……」對方都默默地點著頭，認真地聽著。

　　是的，鄧小平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新中國的成立可能要推遲很久。我認為，如果沒有鄧小平的複出與改革開放，我和我的同代人，今天的生活將會是什麼樣，很難想像。麵包會有的，但讓我們等到哪一天呢？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使我們都得了實惠，因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長壽。

　　毛澤東給了我做人的尊嚴；周恩來教給我做人的道理；鄧小平切切實實給了我做人的條件。總之，偉人的人格魅力，始終激勵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堅實地前進，永不停步。

　　我僅能用內心的感受作出這樣的判斷。我不能，也不敢於拿出審視歷史與人類命運的派頭來信口雌黃，因為我從沒一刻忘記自身的渺小。

　　人從呱呱墜地，懵懵懂懂，長大成家，做點事情，到壽終正寢，轉眼百年，身名俱杳。能給當代與後代留下點財富的，無論是偉人的精神思想，還是澤被一方的實實在在的成果，如李冰父子倡建的都江堰工程，都在歷史長河中閃光耀目，這是些必有過人之節的豪傑之士。

　　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或平庸的人，也在努力，也在做事，也在度過自己的一生。有的人，雖沒有偉人的影響，但卻有超出一般人的作為。或許，他們與大多數人相比更出色一些；或許，還有與他們不相上下或更出色的普通人，因沒有機遇讓我們知曉。總之，這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我們可以學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他們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認認真真做好自己攤上的事情，只知自己的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別人向他們鼓掌之前，其實他們並不曾指望別人的鼓掌。

　　20世紀60年代，中國出現了三位有口皆碑的勞動模範，按照我與他們有幸接觸的順序，這三位漢子就是大寨的陳永貴、北京的清潔工人時傳祥和大慶鐵人王進喜。前兩位多少與我有點過從，後一位，我見過他，但沒有過任何交往。

　　王鐵人是中國人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60年代湧現出來的工人階級的精英。為了摘掉貧油的帽子，他在荒無人煙、極其艱難的東北地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奉獻。他是這石油大軍千萬個無名英雄中的一員，只因為他所從事的工作恰好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在焦點中的突出業績成為了令人讚歎的閃光點。他是這個群體中的代表，是那個時代為國為民拚上性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一種中國人志氣的象徵。

　　我見到他時，不是在大慶，因為，我70年代才有機會去大慶採訪。那時，鐵人已不在人間。人非草木，人非鋼鐵，他也是肉體凡胎，也會被病魔奪去軀體，但我在大慶鑽井隊與採油隊的工作場所，仿佛看到千千萬萬個王進喜，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仍隨處可見。因為那時我所見到的每一位大慶人都以他為榮，都以他為榜樣。

　　三北平原，冬季的嚴寒和一路狂風掀起的滾滾風塵，連機器也受不了。可是大慶人就是在這不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做出了常人無法想像的業績。我看到十幾輛拖拉機在荒原上拖動高樓般的井架，移換鑽井點。這是王進喜發明的整體鑽臺移動法。那氣勢，那聲威，離得遠是無法體會的。我只從電視與電影中見過王進喜那拚命苦幹的身影，我親眼見到他本人，是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

　　那時，我20歲出頭，他大約40歲左右。我為他主持報告會，我發現他並不是頂天立地、力可拔山的壯士，個子並不高，但僅僅是在作報告時，就能看出他那充滿力量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多分鐘的報告裡，我一直站在離他最近的一台攝像機旁，現在雖已難於記述他講話的內容，但是我仍清楚地記得，他那渾身洋溢著無窮力量的姿態，那西北口音，那樸實的穿著，那鬍鬚未刮盡的臉頰，那炯炯有神的雙目，他赫赫有名，但他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普通人，卻又做出了我們一般普通人難於承受的勞作，人是能吃苦、能受累的，但是他們已然做到了極限。如果單從受苦、受累、受罪的角度講，我們可能無法分清新舊社會，古今中外，一切在艱苦環境中的人在幹活兒時，有什麼兩樣？當你登上八達嶺，望長城內外的時刻，你可曾想到古代的工匠在怎樣地勞作。但是，人要有點精神，只人有了當家作主人的精神，那苦和累確實是心甘情願，就大多數人來說，在那60年代的困難時期，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憤與愁苦，而是一種希望和堅忍，而這希望與樂觀的信念，又是由毛澤東為人們點燃的。二戰時，前蘇聯紅軍向法西斯侵略者衝鋒廝殺時，紅軍戰士高呼「為了斯大林」，他們血臥疆場，而至死不屈。王進喜們在大慶石油會戰中，雖沒有高呼「為了毛澤東」，但他們卻是以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祖國的信念而奉獻的。這就是時代的風雲錄。我僅見過一次王進喜，但是，我從屏幕上多次說起過王進喜，中國人為什麼能在60年代極其困難的條件中，舉國步調一致，能夠克服艱難險阻，憑的就是王進喜的這樣一種赤誠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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