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24)_趙忠祥

二四

　　我不知道，如果命運沒選定與安排我做電視播音員，如今我會在哪裡，會在做什麼工作，是比現在更精彩，還是比現在更無奈。

　　當年，我的前輩是比我走上播音崗位更年輕的一代。因為，播音界在那時認為，培養一個稱職的人手，要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聲音才會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後，我們的觀念已然改變，一名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或節目主持人，起碼要有大學本科學歷，因為文化功底，更決定主持人的水準。此一時，彼一時，如果1960年那份報告寫的是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播音員，那麼即使以後機緣湊巧，我也起碼會晚到這個崗位上五年。

　　30年後，再提這段往事，已沒有任何意義，曾經有過的，誰是誰選拔與栽培的榮譽早已與我無緣。困此，當一位專司幹部調配的老同事要寫一篇回憶文章時，找我來核實年份，她說，此事當年由她經手，我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一切，我過去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記得，來電視臺後，我多次見過周恩來。在距離他很近的地方，曾幾次與他擦肩而過。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動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記得一個夏日，周總理從我辦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廣播劇場，當時，我剛好走出辦公室，只見他迎面走來，穿著一件短袖襯衫，後面跟著一位工作人員，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禮，他微微一笑，走了過去。我不知道，也沒人教我，應該親切問候一聲「總理好」。為什麼那時候我那麼傻。我相信一點，由於那時黑白電視機屏幕形象的變形，即使周恩來看過我在屏幕上的鏡頭，也不會想到他身邊這個小夥子，就是播音的那個人，而那個人又是由於他曾批示過文件，才來到電視臺的。

　　總之，我認識他，他完全不認識我。這幾次的擦肩而過，除了深留在我記憶中之外，在當時，乃至以後，我並沒覺得是否還會有什麼別的機遇。幾次提到命運這個詞，其實我並不迷信，我算得上一個唯物主義者，對任何裝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裡。我借用命運這一中介詞，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論。然而我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決不會是你的，從任何一件事情的結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但是，從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發端來測度以後，或許一步的偏離，將會產生另外的結局。軍事學家仍在紛紛議論當年滑鐵盧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崙的命運將會怎樣，歐洲的局勢又將怎樣？還好，我不過只失去了在記憶當中，與舉世聞名的偉人打一聲無關大局的招呼，給日後留下溫馨的回憶的機遇罷了。

　　在熒屏上，我已無法記清為周恩來的國務活動所進行的解說，我太熟悉他那矯健的身姿與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著中山裝的一舉一動，都會光彩照人，我甚至覺得中山裝是專為周恩來設計的，只有周恩來穿著中山裝，才顯得那麼得體、文雅、瀟灑、和諧；只有他穿上中山裝，才顯示出這中山裝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見到他本人之後，都會感覺到，任何影像、照片與畫報所記錄的他的形象，都遠遠沒有他本人的那麼一種完美，也沒能傳達出周恩來所獨具的神韻和磁石般的魁力。

　　無論在工作的場景中，或是有群眾參加的聯歡和機關內部舉辦的舞會，只要周總理一出現，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目光不被他緊緊吸住。這是一位政界偉人與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產生的無與倫比的吸引人的效應。他的舉手、投足、注目的瞬間，雍容大度，具有一種雕塑般的藝術情調，他的音容笑貌讓你覺得溫和與高貴。我幾乎總會懷著一種年輕人仰慕的心情注視著他，同時也會隱隱覺得自漸形穢。

　　我至今仍覺得早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齊越、夏青等人開創的凜凜有威的、充滿陽剛之氣的播音，是受周恩來的氣質與情調的影響形成的。記得在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會議時，當周思來擰緊兩道濃眉，氣宇軒昂地走上講臺，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當時的赫魯曉夫進行針鋒相對的發言時，那不怒自威的聲勢，極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氣。我為這些電視新聞片配解說時，不斷仔細地看著畫面上的周恩來，調動起我所感應到的一種聲勢。

　　周恩來是一位充滿無窮生命力的國務活動家，日理萬機。但是在任何場合，他從來沒有一絲倦容；在任何時間，他都充滿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錄像與膠片上的形象，儀錶都無懈可擊。他為此付出的艱辛代價，一般人難於理解，每當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憊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無法相信，歲月會奪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對一種相對的、安定的永恆產生了動搖。心理天平傾斜，失去了平衡。我們中國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風雲中他所承受的壓力而抱屈。但是，奪去他生命的畢竟是無情的歲月。當然，政治丑類的倒行逆施，給周總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們的罪孽是不可饒恕的。平凡人、偉人、好人或壞人，都會離開塵世歸於岑寂。「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們痛感一個千百年來出現的一位充滿魅力與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來的身後，掀起了一場政治大潮。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在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廣場，一場悼念他的活動形成了政治的波瀾。在事態發生的最後階段，我在一個夜晚，獨自走進天安門廣場。那天夜裡，我覺得異常的冷寂，沒有什麼人，白紙做成的花環，與黑色的幛布，在夜風中微微抖動。到處是標語，到處貼滿了小條幅，紀念碑前懸掛著一幅周恩來的畫像。我為人民群眾這樣愛戴他而感到難以抑制的衝動，但我只默默地看著這一切，我那時心中充滿了一種苦澀，在播送周恩來逝世的電視片時，淚水總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懷裡。仿佛打開了淚水的閘門，我從一月份以來，總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在這寂靜的寒夜中，在這並無秩序的廣泛的民間自發的悼念儀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來為周恩來的活動配音的情景，腦際閃現出一幅幅他在各種場景中活動的畫面。然而這一切已成為歷史，他永遠離開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們是多麼愛他。我既為他的離去悲傷，也為他所獲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愛戴所感動，淚水順著臉頰流淌。我臨回去的時候，在他的一幅畫像前肅立多時。我不知道，在一個沒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後將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無論如何，今後還要繼續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偉人是鄧小平，我見到他的次數甚至要比見到毛澤東的次數少。最為密集的一次是1979年，我隨他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美。我和電視臺報道小組的幾位同事，先期到美國準備轉播事宜，先去白宮採訪了卡特。卡特當時問我，「你要隨鄧小平副總理到幾個地方。」我仿佛覺得卡特把我當成了鄧小平身邊的工作人員。其實，在那以前，我沒有親眼見鄧小平的機會。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