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11)_趙忠祥

一一

　　在新聞播報過程中，遇有重大事件與突發事件，編輯、記者、播音員都會處於一種緊張、神聖、莊嚴的亢奮之中。一旦離開了這個崗位，一旦失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覺，就會覺得六神無主。

　　我從新聞崗位退下來之後，一段時間很難適應那沒有緊張刺激的清閒。人幹久了一種工作，一旦離開，會無所適從。許多老同志，勞累一生，一旦到了退休年齡，或已辦了離退休手續，都會出現一種由失落感引發的心理失調，甚至有的人會一下子老了許多，我從新聞崗位退下，剛好42歲，一個人在這個年齡告別熟悉的工作，會更難於適應。我可以閒適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幹其他什麼工作，又心中無底。

　　於是，我很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在空中飄搖，不知會落在哪一塊地上。

　　我當時嚴格地說，並非沒有工作，有《動物世界》與許多專題片的解說工作，有一些專題與文藝晚會的主持工作。那個時候，正是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萌生或說是初創階段，播音員才十來個人，可是反而比現在還閒適。那時專欄主持人節目，只有一個《為您服務》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開闢一個新的欄目，題目定為《大家談》至今文件猶在，許多有關負責人都簽了字，但我那時根本還弄不清楚開闢一個新的主持人欄目，需要多少經費，多少人手，以及要耗費多麼大的精力。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份報告在內容與一些負責人的簽字，未兔有點可笑。因為，只簽一個同意，實際上等於不同意，一無機器設備，二無播出時間，三無固定人員，四無經費開支，只有我才是外行到了極點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勁，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節月的條件下，做出節目來。這就是王鐵人說過的一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對於這句話後來有許多非議，認為是極「左」、盲目的口號。其實這個口號有它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體是對消極的、悲觀的、無所作為的情緒的一種掃蕩與振奮。

　　創造條件的前提是看你還缺少什麼？我孤軍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好朋友，他們在完成本職工作之外，都肯幫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經費開支雖有困難，1985年前後，還不興拉贊助，幾乎沒聽說過做有償報道的事情。但幸虧幫我工作的同事，沒有一位開口要過勞務費，我那時月工資七八十元，還要養活孩子，拿什麼錢貼給別人。那時社會上剛有走穴這一說，錢也很少，我要是走穴掙錢，就根本甭搞節目了。至於播出時間，那時候欄目很少，節目源更比不了現在，只要能搞出像樣的節目，有的節目組就表示歡迎。還有，當時的副台長楊偉光也多次對我講，你們去做節目，回來，我看過，好的就可以播。這些條件似乎都難不住我。在北京地區拍攝，我還可以請攝影制組到我朋友開的飯店吃上一餐飯。那時候，條件就這麼創造，就看肯不肯幹。

　　至於幹哪一方面的選題，由於我是新聞播音出身，所以採訪、拍攝與組織這個領域的節月更有把握。正像一位商人所說的，做生意要做你自己熟悉的生意，要用自己籌來的資金，自己去做，搞節目不是做生意，可道理一樣，除了錢我沒有以外，其他兩點我都具備。

　　這一切的動力，來自我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我倒要看看，我自己能幹出點什麼名堂，體現一下自己的價值，免得人家說，你除了念念稿子，還會什麼？但年齡也確實是決定因素，我如果已經52歲，而不是42歲，那就不會再拼一下了。我真不明白，當時哪兒來的那麼一股勁兒，在我這樣單槍匹馬馳騁了一年左右。我居然在大家幫助下，完成了11個選題，並且有幾個選題獲得了較高獎項。

　　我在全身心的投人自找的份外工作時，在緊張的節奏中，忘記了一切的不愉快，任何事情的發生，原因總是來自多方面的。一件事情，譬如我離開我所熟悉的崗位，我想事情已發生了，就沒有必要再去煩惱，也沒有時間煩惱，有那麼多事等著我做。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形勢日新月異地發展，出現了許多有價值、值得報道的事情，越深人到社會生活本身當中，就越會被許多振奮人心的事情所鼓舞。

　　我的確是懷著一種新聞工作者長期形成的樸素的熱情與敏感嗅覺來謳歌大好形勢的。說得狹窄一點，做新聞專題節目，沒有這樣謳歌新生事物，沒有對本民族和自己祖國所發生的新的變化有一種積極投人與報道的願望，是不可能搞好的。

　　我與對外部的曹興成、韓青蘭同志一起策劃，利用他們的機器，先從近處做起，做一個節目叫《看北京》我沒錢出差跑遠地方，北京近在身邊，北京的變化，也是很大的。於是我下農村，去農田，進牛棚，這可是真正的牛棚，進雞場，到養魚池旁，到工人、農民身邊，請他們用具體的事例說明近年來政策的變化，使他們深深受益，北京郊區我是熟悉的。1965年我在昌平縣流村公社黑寨大隊第四生產隊當工作組長，我知道那時社員真是幹了一年還欠隊裡的錢，青黃不接時，有的社員蹲在我辦公室地上哇哇哭。我那時，也與他們同甘共苦，吃過糠和榆樹葉，共度春荒，時隔多年，北京農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除偏遠山區，農民們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副業與鄉鎮企業的收人使很多鄉村已解決溫飽，奔向小康。這個節目播出之後，我感到自己對直接宣傳大好形勢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

　　於是，我投入了第二節目《看寶鋼》，我在上班時，經常串門，去編輯部門坐坐，聊聊，為的是能夠汲取一些我所缺乏的採訪編輯的知識，也希望能聯絡感情，多幾位同事幫幫我。一天，我在經濟部辦公室，聽他們聊天，說寶鋼一位工程師回西安休假。正趕上學生們由於對寶鋼產生誤解而要上街遊行，學生們一聽說有一位寶鋼技術人員在這裡，就召開一個質詢會，目的是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請他解答。氣氛一開始是緊張的，這位工程師並沒有思想準備，於是人家問一個他回答一個，最後問題少了，他成了做報告，而且博得了全場熱烈掌聲。會後，學生宣佈不上街了，我是一個愛衝動的人，這就是新聞工作多年養成的習慣。我立刻請教這位工程師是誰，家住哪裡，能否找到，並問在座的幾位可不可以幫個忙，去一趟寶鋼搞一個節目。當時，有幾位同事熱情很高，表示願意一塊兒搞這個節目，用了半個小時，我們就商定了拍攝內容與播出形式，一、先到北京幾所高校採訪，收集對寶鋼的疑問與他們的看法；二、帶著這些問題前去寶鋼，召開各種形式座談會，基本上是請各有關部門，在他們工作場所邊辦公、邊生產、邊回答問題。我們又給寶鋼打電話聯繫工作；他們聽說中央電視臺趙忠祥要前去採訪，非常支持，表示歡迎，並且包吃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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