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10)_趙忠祥

一〇

　　※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播音員到主持人的轉軌

　　《昨夜星辰昨夜風》寫成於1988年，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寫出的個人的感受，許多朋友問我，有些情節沒讀明白，如1985年工作的轉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有雜誌約我再把1985年以後的經歷寫出來發表。

　　我其實並沒有為自己寫傳的打算，那篇文章間加顧了一段歲月，但只是個人的一些感懷，並不是自傳片段。

　　鄧肯曾表述過這樣的意思，任何一個人，只要肯把內心的隱秘完全寫出來，就會成為一部動人的自傳。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應該都寫在紙上的。再者，有些事情當事者迷，即使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一些事情，自己有時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對發生於當代的事情搞不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國運的興衰，戰場形勢的逆轉，人事變動，當然不包括我這般小人物的變動，弄不清的事例並不算少。於是才出現了許多歷史學家不斷地考證與詮釋一個個的于古之謎。

　　至於1985在調動我工作這件事，事過境遷，我基本上不再想細說什麼。事實上，我當時很清楚，人事的糾葛往往在一個小單位沒有對與錯、是與非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觀眾喜愛我的大氛圍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歡我，誰都一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歡一個人。我當時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風頭太勁才形成的。不過，我當時就瞧不起那些頤指氣使，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運的人，所以我不屑於與他們理論，我有點理解亞可卡被福特炒了魷魚的命運。但那事件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資本家的面孔從來是見利忘義、冷酷無情。我難過的是，我們的個別同志沾染了資本家的作風，根本不考慮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間的親情。幸好，我沒在挫折中消沉，我把這外界的壓力轉化成動力，作為一種鞭策，奮蹄向前。因而，我今天反而感謝這個決定與作出這個決定的人。

　　1985年，這是我事業上的轉折點，當然也幾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點。

　　正是這次調離使我當上了專職主持人，要是有人覺得我日後當主持人會成功，會遠遠超出我過去25年的影響，一定罰我去幹別的。不過，我認為工作無大小輕重之分，只要你肯幹，任何節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畫外音過程中創出了受觀眾喜愛的《動物世界》的播音風格。專心致志成全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會上引過司馬遷的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我有所鬱結於心，只能寄情於《動物世界》之中，所以，無論誰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時的滄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況下，摸索著一條適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條體會是，播音員有人給你現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了，可是主持人，沒人會那麼周到地對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與別人主動合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順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戲。

　　當時的境遇與艱難，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我中學時和一位同學划船一樣，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熱，我想下水，可是當時我遊得並不好，當我跳人水中抬起頭來時，那位同學正游目四望，獨自操槳，把我拋下一大段，我急得差點喊救命，他終於停下來等我上船。這次離開播送新聞崗位時，就像又一次下水，而且沒有船來接我，我真的沒有時間去考慮和追究為什麼落水，只好先向岸邊遊，上岸再說。傻子才會回了船失大罵為什麼翻船，不弄清原因不上岸，非常幸運的是我得到幾位同志無私的真誠的援助，儘管我沒有向他們訴過苦，但他們對我的幫助我無以為報。

　　這其中有孫素平、童國平、曹興成、丁友友、馮際慶（此君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這幾位同志，當時和現在他們都是中央電視臺出色的編輯，我一無欄目時間，二無機器設備，三無節目資金，但是在他們幫助下，我在1985年到1986年做了《看北京）、《談寶鋼》、《逛燈會》、《十二小時即時採訪》、《撞擊與反射》等一系列節目，有的還獲得過一等獎，他們跟我走南闖北沒有二話，我一不會攝製，二不會編輯，全憑他們拉我一把，大部分節目都通過當時的副台長楊偉光審查，並安排播出。當時的一些合作者有燈光、司機、台內台外之人，別說付勞務費，就是領補助我都沒有立下項目，至今我都覺得我欠他們的情豈能用金錢衡量。

　　我只要能繼續為黨工作，幹什麼都一樣，坦率說，我那時並非沒有牢騷，但我從不動搖對党的忠誠。我們那時做的節目，都是正面歌頌大好形勢，歌頌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頌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奉獻的普通人。

　　我當時從沒有在任何時間地點流露過對任何人的不滿，我真的這樣認識。我從一個涉世未深的18歲的孩子走到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養了我，是電視臺使我擁有了一批觀眾，同時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體會到，我所採訪之處，人們熱情地接待我，幫助我，沖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電視臺。

　　我是中央電視臺這棵大樹上的一片葉子，我為這個機體輸送過經光合作用而形成的養分，也受這棵大樹的支撐能在陽光下閃爍，儘管任何一片葉子都遲早會脫落，但是，這棵大樹註定根深葉茂，日益繁盛，沒有中央電視臺就沒有我。

　　樹可以離開任何一張葉片，而任何葉片離開這棵樹，都會「零落成泥碾作塵」。

　　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和發展，中央電視臺又怎麼會有燦爛的今天。我1960年來台，全國才有幾台黑白電視機呀，如今我們擁有8億觀眾，我到世界各地，凡有華人之處就有我的親切的觀眾朋友。

　　我慶倖我沒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沒有理由不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是古人教給我們作人的規矩，如果我在文中有悻古訓，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是歷史，歷史是不可以信筆扭曲的。

　　在1985年以前，我的主體工作是新聞播音。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在屏幕上發佈的重大新聞不計其數，這期間的黨代會、人代會、政協會議的會議情況與會議公報，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國務活動的報道，多次國慶盛典的實況轉播，採訪多位國內外政要，原子彈試驗爆炸成功，「文革」中毛主席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周總理答外國記者問，直到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開國元勳逝世的悼念活動的報道，我都參與播發。這使我內心總有一種生活在時代的洲渦中心的感覺。新聞工作者的素質，使我養成了對各類事件發生的密切關注與報道分寸的把握。對於播音員來講，報道分寸是播報的態度與力度。生活在新聞報道的氛圍中，自然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與可能發生的事件有一種敏感與刺激。新聞工作者最「不能適應的是，長期以來沒有新聞事件和重大變故的發生或平平淡淡無話可談。幸專這個世界這麼大，總會有許多事情需要及時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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