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4)_趙忠祥

四

　　電視播音員是一項新的職業，中國第一位電視播音員沈力自然成為我的第一任老師。我們沒有條件和機會向國外的同行學習，只能自己摸索，在我到電視臺之前，沈力已經勝任自己的工作，緊張的工作使她非常勞累。1959年，沈力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表彰大會。這四天會期內的電視播音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代替，這才使她松了一口氣。沈力的屏幕形象很好，端莊、親切、大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卻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苟言笑，輕聲細語，這或許與她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過一段時間有關。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不太一樣，電臺的風氣較嚴肅，而電視臺則顯得隨意一些。沈力是一個孩子的媽媽，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待人周到，工作嚴謹，榮譽的光環總是圍繞著她。

　　那時，我是一個好說好動的年輕人，我向她學習業務，可學不了她的性格。

　　用當時的一句話說，我的學習是「練為戰」，先從配畫外音人手。早期播出新聞與專題節目的畫面是16毫米影片，晚間播出，下午對畫面，自己拿到編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說稿，鑽到一個小放映間，一邊放電影，一根據畫面的內容，把解說詞一段一段對上鏡頭。音樂編輯也一同工作，用秒表卡長度，然後去選音樂。開始時一條兩分鐘的片子，對上五六遍還找不到解說點，念稿子時顧不上鏡頭，看鏡頭又顧不上念稿子，直播使我們感到壓力巨大。每天晚上7點鐘前，編輯抱著一盤膠片往放映間跑，爭分奪秒，像是有人追趕著一樣，裝上膠片，時間一到就立即啟動開關，畫面直接放到銀幕上，再用攝像機取畫面，傳出圖像。當時，膠片的接頭是用膠水粘的，很容易斷片，有時，放映員與編輯手忙腳亂，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無論如何不能斷片。畫面傳出去的同時，坐在控制台上的音樂音響編輯數著三、二、一，把事先準備好的音樂、效果放出去。播音員在播音室，看著畫面，配解說詞，一個星期緊張七天。

　　畫面解說與電臺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頭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說中間，也要不時抬頭看看畫面，因為下午對好的片子，很可能臨播前編輯又要增加或刪去一段畫面。要靠臨場決定快、慢或調整前後順序。每個環節都不能出錯，集體的勞動成果不能砸在一個人身上，當時的空調設備不好，夏天一身熱汗，冬天也免不了冷汗一顆接一顆地滾落，直播對播音員來說是最好的考驗，但也是一場折磨。「文革」前期，有一次我播公報，夏天的播音間，沒放空調，我上身穿著中山裝以示嚴肅，下面穿了條短褲，我當然知道這次直播會熱到什麼程度，半個多小時燈光的灼烤，渾身濕透，汗如雨下，幸虧沒出錯。當時，由於保密的需要，直到快進播音間，才把稿件給我，我來不及看一遍就開始了直播，連急帶烤，那滋味非同一般。

　　1965年以後，中央電視臺僅有的一台錄像機，成了台寶，平時不捨得用。1966年播《十六條》，我用過一次錄像機，那是」文革」十年動亂的開始，那個時候，在心理上大家都怕擔責任，所以動用了錄像機以防萬一。

　　中央電視臺從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以來，有一條約定俗成的規定，除了新聞之外，所有的圖像部分必須背詞。這是一道難關，每天為了背詞我們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但這種強記也鍛煉了頭腦。我至今仍可把一篇沒有什麼內在聯繫的文字用極短的時間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和當年付出的辛苦分不開，如果遇上幾天以後才派上用場的串連詞，我總習慣在沒人的僻靜處，邊散步邊默記。離廣播大樓不遠有一條護城河入夜，當一對對的情侶沿河漫步低語的時候，我一個人倘佯于河旁柳岸，欣賞著月色下的朦朧的景色，默念著我要背誦的詞句，別有情趣。在這裡，我領略了「楊柳岸晚風殘月」的景致，但並無寂寞與傷感。我心中湧現的是一陣陣對未來的嚮往。

　　日復一日的直播，消耗著我的精力，那時我身高1.78米，體重只有62公斤，總希望人家說我胖了一點，正像今天總願意聽人說我瘦了一點似的。年復一年的直播，並不總有新鮮、刺激的內容，很容易感到枯燥難耐。而電視播音員最致命的弱點，就是喪夫了在鏡頭前的新鮮感，缺乏新鮮感就喪失了激情；喪失了激情，就會使觀眾看到一個對工作與生活沒有興趣的形象。感情一要自然，二是充實，缺一不可。在鏡頭前的振奮感和運動員保持競技狀態一樣，要有躍躍欲試、不可按捺的衝動與激情。如何培養激情，也是一個很難的課題，據說，美國的克朗凱特，有時在臨播前決定重編播出順序，弄得播出人員手忙腳亂，而他卻異常興奮，有人分析他是為了尋求一種衝動與刺激。當然只要是直播，就會經常遇到刺激，即使排除一個難點也是刺激，人們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庸。1962年冬，有一次我正在預告節目時，忽然停電了，耀人眼目的燈光驟然熄滅，不到兩秒鐘備用電路開啟，又突然亮了，我沉穩地應付了這個情況。如果在停電的一刹那，左顧右盼，面露驚慌，那一定在觀眾面前亮個傻相。只有做到感情貫穿，氣定神閑，才不會造成刺眼的毛病。蘇洵的一段話對我很有教益，「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糜鹿興于左而目不瞬」。我常常告誡自己，任何情況下，只要不慌亂，就能排除障礙，亂了方寸，必出差錯。然而，保證直播質量最大支撐點乃是責任心。

　　那時，每天下午6點20分召開播前會，工作人員準時到場，沒人遲到。值班導演宣佈節目時間、銜接要求、各工種的工作地點和每一處可能出現的難點，如沒有疑問就各就各位了。

　　每天節目播完，不管幾點鐘，從總值班負責人，到場地管理人員，照例要開播後會。如果當晚播出的節目出了毛病，這個會可就熱鬧了，指出問題，分析責任，該批評的批評，該表揚的表揚，常常開到深夜。

　　我記得當年有位老燈光師，人很隨和，工作也認真，但畢竟動作遲緩，在播出過程中，他調整演區燈光，往往來不及撤步，鏡頭一切，亮出老頭半邊身子。「你怎麼又把我弄出去啦！」成了一句笑變。

　　在播後會上，為了分清一個小問題的責任，常常爭論不休。幹嘛那麼認真呢？當時，電視工作者大多數都很年輕，往往把榮譽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無論是誰，只要出了差錯，不管什麼原因，一律寫成書面檢查貼在走廊的佈告欄上。播音員念錯一個字也要貼一份檢查，有一個階段，我三天兩頭貼檢查，為了少貼檢查，我下了一番苦功。

　　有一次大禍從天而降。那是1960年夏季，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播前會散了，我站在廣播劇場附近背詞，我的活兒不多，一頭一尾，中間是實況直播。這時，一位看演出的老太太問我，劇場大門在哪裡。我指了指方向，她還不明白，我看了一下手錶，6點40分，還有一點空，於是我就領她來到劇場，幫她找好座位，估計只有幾分鐘時間，我不緊不慢地住回走。忽然一位燈光師跑著來找我，「你幹嘛去啦！」他臉色都變了。我一邊跟他往播送室跑，一邊問怎麼回事，他說開始標誌已播完了，你不在崗位，只好把字幕切出去了。「這不可能。」可我一進播送室就傻了，屏幕上顯現的正是當晚演員表，只要再給我兩分鐘，就不會是這個情況。我一看手錶，還是6點40分，停了，該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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