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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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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孩子〗 在這段時期裡,兩個由她撫養大的十幾歲小姑娘給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減少一些寂寞,但也帶來了許多煩惱。這兩個小姑娘的父親曾是宋慶齡的警衛員,後患了癱瘓,家裡孩子太多,無法撫養。像一個寵愛孫輩的老祖母一樣,她過分溺愛這兩個孩子,對她們幾乎沒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讓她們去見她的客人(有時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們自然也逗她們、誇她們——這對她們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雖然她安排她們去參軍(一個在文工團、一個在衛生隊),但她們長大後卻成為一種逐漸擴大的社會現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級幹部」子弟身上也有,後來又擴大到更多的獨生子女身上,成為中國在以後時期的一個社會問題。 從70年代初期開始,她們就纏著宋慶齡,要她去找她的外國朋友給她們到專供外賓的商店裡買東西。雖然她總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但這樣做使她處於一種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寫信給一個外國朋友說,這兩個女孩子「看見同學們穿肉色絲襪,一心想要,但這東西只有友誼商店賣」,所以請這位外國女友幫個忙。另外一次是要買捲髮器,「這兩個孩子……在別的鋪子裡買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車送這位外國朋友帶這兩個糾纏不已的女孩子專門去採購。後來,當她這位朋友打算去國外旅行時,她又寫信說一個女孩子Y要個手錶,兩個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慶齡致奧爾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這兩個女孩子還要她利用她的影響力去為她們的朋友們辦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點的那個女孩子Y要她寫一封信給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師,希望這位女教師設法錄取「一個很好、很聰明的年輕人……一個品格優秀的人」。這位女教師答應盡力去辦,宋慶齡寫信道謝。但沒有過幾個月,這個女孩子對那個小夥子的熱勁兒就過去了,於是宋慶齡又不得不寫信給那位女教師說,那個年輕人是個騙子,逃避勞動,所以已經不許他再來往了,請這位老師也別讓他再來糾纏她。宋慶齡為上次介紹這個年輕人表示歉意,說她當時這樣做是因為這個女孩子「求她……幫助一個好同志」,而現在這個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她不無苦惱地說起「在北京飯店的美髮廳裡閒聊時,一個朋友責怪我沒有把Y教育好。……確實,我管不了她的行動和她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樣子。」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裡,她抱怨這個女孩子追求尋歡作樂的奢侈生活,像中國許多城市年輕人一樣,以為這是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美籍華人婦女「有大商人的頭腦、淘金發財很有門道……把她拉去當嚮導(上高級餐館等等),違背我的意願……」結果是這個女孩子天天出去,丟下工作,「聽他們吹美國生活怎麼怎麼好,聽得腦袋都暈了。」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華裔理查德·楊也幫助過這兩個女孩子,她為此也很感謝。在給楊的信中,她說到這兩個女孩子既給她樂趣,也使她煩惱。在有一封信裡,她為大的一個女孩子生氣地說:「我現在要像一隻老母雞看小雞似的成天看著她。我真希望有個合適的人來解除我這個包袱!成天的電話,不是打進來就是打出去,大家都頭疼極了。也許我老發蕁麻疹就是被她氣出來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從這兩種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終沒有能夠解脫出來。在那個十年和其後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國家庭中,這種情況並不是少見的。在這一點上,她也和大夥共命運、同境遇。 關於這段「文化大革命」時期還可以講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顯示,這個充滿考驗和磨難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後來是痛苦和錯綜複雜的情況——是怎樣在公私兩個方面都使宋慶齡蒙受重大影響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又帶著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樂觀精神重新出現,不但毫不褪色並且隨時準備以新的幹勁來加以表現。這個新時期的開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臺——對此,她在給友人羅叔章的信中這樣說:「我將以無可比擬的歡樂來慶祝這個節日!」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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