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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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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金色的餘輝,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宋慶齡已84歲高齡。在她的生命的最後五年裡,儘管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她卻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許多事情。她的活動和著作為數日增。《宋慶齡年譜》中,1976和1977年僅各有1頁,但從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頁。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這5個月的記錄也有6頁。 這種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發,反映出她對祖國和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的信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仍像半個世紀以來一樣,絲毫沒有因為近期發生的局勢反復而減弱。 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寫的紀念文章①中,她稱頌他的優秀本質: ①《懷念周恩來總理》,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總理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英勇善戰、勤勤懇懇、堅韌不拔、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操勞一生。周總理愛人民,人民熱愛周總理。他戰勝了一切敵人,在前進的事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將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她有意識地把周總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幫」的污濁作對比,她認為「四人幫」「在各方面與周總理完全不一樣」 幾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訊中談到上海人民對於打倒「四人幫」的「普遍擁護」:「毛和周的路線堅不可摧,這使我欣慰!他們兩位都是如此具有遠見,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幫』也休想使我們轉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愛潑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澤東逝世兩周年時,她寫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跡刊于《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319。 「國共談判時期,我在重慶初次和他會見,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領袖,並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 人們可以看到,在根本性問題上、她把毛和周兩人是不分開的。而且她的總的看法不是根據一時一事,而是根據在中國整個歷史發展中的意義。1978年,在籌備中國福利會四十周年紀念時,她寫信給一位友人①說: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個長時期,並且如果往前看的話似乎遙不可測。但幾乎是一閃就過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過程在內。現在的問題是要不停頓地前進——在即將來臨的巨大進步中。直到2000年!」 至於對未來的希望,她寫道:「……我很高興,我們的內部敵人(「四人幫」)終於被抓起來了,中國終於能夠向它的目標奮進了。一個統一戰線已成為現實,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親眼看到一個現代的、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她一直認為實現四個(工業、農業、科學和國防)現代化是關鍵性的措施。這最早是由周總理在60年代提出來的,到70年代末成為一項重大國策,以2000年為重要轉折點。 確實,革命和現代化是宋慶齡為國家操心的兩件大事。在年輕時期的改革熱情中,她曾把現代化當作頭等大事,而把教育當作實現現代化的動力。但同孫中山一起以及她後來獨立進行的鬥爭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認識到中國如不進行民族和社會革命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勝利,現代化才能實心實意地去進行——不是模仿西方社會而是建設一個可與西方社會匹敵並最終超越它的新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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