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69)_愛潑斯坦

一六九

　　§（六）她的刊物《中國建設》

　　《中國建設》（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國》）雜誌是宋慶齡創辦的，在她的指導下發展，多年來她親自為它寫了許多文章。它的創辦是在周恩來總理的敦促下實現的，周總理認為人民共和國應該使宋慶齡的聲音在國際上發揮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國外讀者卓有成效地宣傳中國革命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僅在抗日戰爭期間出版過《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她就先後辦過《中國評論》和《中國呼聲》；更早一些時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漢辦《人民論壇報》。至於她自己的寫作，那就開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國威斯裡安學院院刊上發表的歡呼辛亥革命勝利的那篇作品。

　　《中國建設》在1952年創刊時只有英文版的雙月刊，編輯部只有6位工作人員（其中3人以前曾參加過來領導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①，每期發行量不過幾千冊。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它已發展成有五種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②，編輯部工作人員超過一百人，每期總發行量約20萬冊。雜誌的性格是從一開始就很鮮明的：它有明確的宗旨並以慎重的求實的態度報道新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進步，內容則以人民的生活為主。在以後的歲月裡，雖然有過一些偏離正確軌道的時候，但總的來說，它是一直保持這些特性的。

　　①《中國建設》草創時期的工作是由著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陳翰笙博士所組織和領導的，他自20年代起就同宋慶齡相識。本書作者在30年代後期曾主編《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邱茉莉（本書作者的已故妻子）也曾在香港和重慶在宋慶齡領導下工作過。1951年，本書作者和妻子應宋慶齡之邀從紐約回到中國，幫助這本雜誌的創辦和編輯工作。最初編輯部在北京連辦公室都沒有，所以創刊號的設計工作是由陳翰笙和李伯悌在中山公園的一條長凳上進行的。李伯佛是美國麻省霍利奧克大學畢業生，英文水平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初期曾在美國《時代》雜誌工作，解放後到新華通訊社工作——她是最早參加《中國建設》工作的編輯。陳翰笙的夫人顧淑型是一位攝影家，她也是宋慶齡的朋友，《中國建設》的彩色頁原來由她負責，完全是義務幫忙。

　　②以後，俄文版停刊，增出德文版和葡萄牙文版，還有為海外華人和港澳臺同胞閱讀的中文版（繁體字）。英文版又增出了一個北美版。

　　在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中，雜誌編輯部也同社會上一樣，頭腦發熱，但正如前面已敘述過的那樣，宋慶齡及時提出了警告，告誡不要吹噓、更不要不顧事實地瞎說。當時國內盛行浮誇風，她在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後批評說：「讀後給我的印象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覺得，我們應該說，在福利方面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因為我們還處在建設一個新社會和一個新經濟基礎的過程中。應該說明……雖然我們已有很大進展，但目前還不能滿足我們所需要的一切……」^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愛潑斯坦，1958年3月27日。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過左的傾向開始抬頭，同美、蘇的對抗加劇，雜誌受到了壓力，要它「在政治上更加鮮明。」宋慶齡認為雜誌的立場應該明確，但同時應保持原有的風格和表達方式：「在所有那些為反動派及機會主義者繼續攻擊我們的事情上，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原則立場，同時要努力向各國人民傳達我們需要同他們發展友誼的信息。我們可以用一種溫和態度來處理這一事情，……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把事實報道出去，把各國之間友好的真正基礎保持下去。我想我們刊物一直是這樣做的，我覺得應繼續這樣做。……」^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中國建設》編委會副主任（後為代主任）唐明照，1958年9月30日。

　　周恩來總理完全同意宋慶齡的這一意見，通過辦公室主任齊燕銘轉告《中國建設》編委會負責人唐明照：「《中國建設》報道中國目前經濟文化建設方面的情況，就已經具有了政治的內容，不要『政治化』過多，改變了它原有的風格。」^①

　　①齊燕銘致唐明照，1958年11月1日。參閱《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中國建設創刊35周年紀念冊），第8頁。

　　在60年代初期，外交部長陳毅曾贊許《中國建設》保持「穩定」，既不偏右，也不極左。^①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句話成了批判他的材料之一，因為「穩定」被認為至少是無原則的騎牆態度。

　　①據當時編輯部工作人員所聽到的傳達。

　　關於宋慶齡自己為《中國建設》寫的稿子，她總是非常謙虛。她聽到有人說她的文章連一個逗號都不許編輯們改動，非常生氣，說這簡直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她習慣於徵求別人對她的文章的意見，並且一般地總是接受別人的意見。有一次她特地給編輯寫信，稱讚編輯部對她的文章的某些部分「改得確實好……現在讀起來好多了」。當編輯部給她寄稿費去時，她都不收。1958年11月間，她專門寫信囑咐編輯部：「不要給我寄稿費來」。^①

　　①本段可參看本書作者《宋慶齡與〈中國建設〉》一文，載《紀念宋慶齡特刊》（《中國建設》1981年第9期的附冊）。

　　從1952年到1966年，她共為《中國建設》撰寫了24篇專文，為其他報刊寫的文章就為數更多了。

　　《真實報道的傳統》一文是她為《中國建設》創刊十周年而作的。^①她在文章中回顧了《中國建設》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的歷史。她寫道，當時中國人民正進行「爭取民族生存的尖銳的鬥爭，這一鬥爭是反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爭取民主、自由與人類進步的世界性鬥爭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正在為民族的復興開闢道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和文明」，而中國國民黨則「妄圖實現其摧毀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根據地的夢想……對日本侵略者作戰則採取消極態度」。「這就是那些年代裡中國局勢的真實情況」，她繼續寫道，「然而，這種情況是決不允許向世界各國透露的，國民黨對於新聞報道和新聞發佈實行嚴密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保衛中國同盟……感覺到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我們把報道實際情況作為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①《中國建設》，1962年第1期。載《宋慶齡選集》，第451—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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