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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〇


  1949年後出現了一種新的重要的真實情況:

  「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我們……在為我們自己建設新的生活。鬥爭依然是艱巨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但是……繁榮富強的未來……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正在成為現實」。

  正是這一真實情況,《中國建設》要承擔起宣傳和保衛的責任,反對國內或海外任何企圖加以抹殺或逆轉的嘗試。同時,它「堅決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對那些業已取得或者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和人民,給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

  這樣一本刊物,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一位參加創辦工作的老人回憶道——「卻不能獲准在美國發行。美國政府把《中國建設》列入不准進口的出版物之列,並訓令郵局和海關官員,該刊一經發現,即予銷毀。美國財政部的外國資產管制局還規定,任何訂閱或購買《中國建設》的人,均須進行登記。」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應毛澤東之邀訪華、中美關係有了突破之後,《中國建設》才能正常地進入美國。

  ①陳翰笙著《草創、艱辛成長和發展前景》,《中國建設》英文版1982年第1期(創刊30周年紀念專號)。

  宋慶齡關於新聞工作的觀點——好的新聞工作應該既有真理性、又有戰鬥性——在1959年她給老朋友、老記者文森特·希恩的夫人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

  ①宋慶齡致黛安娜·福布斯—羅伯遜·希恩,1959年12月2日。

  「……關於報道中國的問題……像報道任何事物一樣,這是(作者的)立場和觀點的問題。不是任何事情都黑白分明——這是確實的。但在觀察中……在概括時,人們必須有一種選擇。」

  換句話說,必須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她引用中國當代偉大作家、她的戰友魯迅作為範例。在他的晚年,儘管他有文學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能在當時受迫害的左翼圈子裡出版和流傳,因為他不在原則問題上作絲毫的修正和妥協——如果他願意,本來他是大可以這樣做的。

  「……有時有人以為對若干不同觀點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是為讀者著想,實際上卻只能使讀者思想混亂。」

  宋慶齡說,她有一個西方的作家朋友,大概為了想使她能順利地獲得更多的讀者,「把我描寫成一個基督教徒一改良主義者,但我並不是這樣的人……(這)對我或對中國都既不忠實、也非友好。」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妥協態度會將人引向何處。」她在信中還對另一位作家朋友表示擔心,怕這個朋友「騎在牆上下不來了」。

  她自己「不是騎牆派」,這是她在另外地方公開宣佈過的。她也不喜歡她的朋友採取這種態度。這不是狹隘——沒有人比她更善於在觀點截然不同的人們之間尋找哪怕是最微小的共同點。但在她看來,絕不應為了一時的相安無事而把基本的現實情況掩飾起來。從長遠說來,即使為了廣泛的團結,把話說清楚也要比含糊其辭好得多。

  稍早一些時候,她曾就這個問題公開發表過她的見解:「現代收集和傳佈新聞的設備有了高度發展,但是人們往往也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浩如煙海的新聞,而不致給埋在裡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類堅持不懈地謀求一個沒有苦難的社會和世界……但是人類的前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它趑趄、停頓,甚至挫折……不過,人類的發展遵循著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從低級的形式前進到高級的形式,從剝削制度前進到沒有剝削的制度……既有真的新聞,也有所謂的新聞;既有真的歷史,也有所謂的歷史……真理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就在你發現那揭櫫、保衛和促進人類事業的地方。」

  ①宋慶齡著《漫談新聞與歷史》,《新觀察》,1956年第23期,北京出版。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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