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61)_愛潑斯坦

一六一

　　〖亞洲的「親戚」〗

　　如果說中蘇友好是她從1924—1927年以後一直懷有的感情，她的致力於爭取亞洲自由的事業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作為中國人，她是個亞洲人。她從孫中山那裡瞭解到，整個亞洲都在殖民主義枷鎖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獨立和自我發展。她認識了來自許多亞洲國家的革命志士。孫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亞主義不過是掩蓋其企圖操縱和統治亞洲國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對日本的這一野心她將無情地進行鬥爭。但是她永遠保持著純潔的理想，希望所有國家在爭取解放中互相幫助並平等相待。

　　現在，使她十分喜悅的是，她的祖國已經站起來了，不但中國本身——亞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已經解放，而且還會使那些尚在外國統治下的國家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條件。

　　在新的條件下，宋慶齡擔當著一項對她來說最為合適並且使她感到十分滿意的任務，那就是作為中國同那些已獲自由或正在爭取自由的亞洲國家（特別是同它們的婦女界）之間的聯繫紐帶。

　　新中國建立不久，她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重述了她20多年來對中國婦女一再闡明的基本觀點，即：婦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為人民一部分的婦女和人民有著）同的敵人。這些敵人就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義以及在國內所產生的封建主義及其高級階段的買辦主義。」

　　「亞洲的婦女們曾經長期與男子並肩進行武裝鬥爭，爭取民族的獨立，反對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反抗她們本國的封建主義和買辦主義。她們曾經面對過槍口、集中營的酷刑和種種可以想像的慘死。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印尼和其他各國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婦女可以引以為榮的。」^①

　　①《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12月11日），《宋慶齡選集），第204—221頁。

　　在這篇講話中，她還著重講到蘇聯和新中國婦女的情況。在這裡提到的只是有關亞洲的方面，其他有關婦女社會地位方面的內容將在以後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題為《朝鮮人民的鬥爭在亞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說：「一個普遍和絕對的真理滲透了今天的亞洲大陸……武裝群眾在一切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終究會贏得勝利的。……中國如此樣南與朝鮮也是如此。這在歷史上標誌著力量的日益轉移，成為對於今天的亞洲說來是極為重要的政治軍事事實。……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裝了的新的亞洲兵士，已經站立起來與西方帝國主義面對面作戰……

　　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從事爭取自己勝利的鬥爭，以期整個亞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鮮人民的鬥爭在亞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慶齡選集》，第244—249頁。

　　這些話表達了一個正在出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事實，即：亞洲（佔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終於開始、並在一個不長的歷史時期內完成了非殖民化的進程。

　　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前兩個星期。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把美軍推進到中國邊境鴨綠江邊，妄想「壓平」新中國，但終被志願軍擊退。（朝鮮的鬥爭以後在中美關係部分還會談到）

　　在前面已經引述過的在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開幕詞中，她強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別是在亞洲）聯繫起來。（有一些西方代表團集中注意大國之間的緩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義這個有刺激性的問題，而這種觀點並未受到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的反對。）

　　前面提到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時發表的中印、中緬會談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論述了這一對國際關係的新貢獻。她說，五項原則「在全亞洲受到特別歡迎，」得到「具有各種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會人物和組織的廣泛贊成」，「表達了亞洲一切國家人民的最珍視的願望」。

　　在這篇文章中，她還講到臺灣問題，嚴正表明：「決不能容忍對我們內政的干涉」，中國人民「決不接受使臺灣和臺灣海峽『中文化』或『置於監督下』的任何建議」，認為這都是「違反五項原則的」。^①

　　①《五大原則》，載《人民日報》1955年3月25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17頁。「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這五項原則在中國的外交及整個世界事務中都結出了豐碩成果。它是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相互溝通的主要橋樑。這次會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亞非國家（有的已獨立、有的還處於半殖民地狀態）在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宗主國參與的情況下聚會，共同商討有關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決定過去都是由帝國主義宗主國來作出的。後來，它又成為不結盟運動、以及整個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準則。最後又在中國倡導下使之不僅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準則，也是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間的關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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