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62)_愛潑斯坦

一六二

　　〖對印度的情誼〗

　　50年代初，宋慶齡對印度的感情再次開始表現出來。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國的第一批文化活動。1951年5月，她寄詞祝賀加爾各答和孟買兩地的印中友好協會成立，說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它對於我們兩個強大國家，對於亞洲以及全世界，都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指出：應在古代就已樹立的兩國關係的基礎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國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以求能夠打敗亞洲人民的任何一個敵人，並對世界和平的事業貢獻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報》，1951年5月1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81頁。

　　十年前，她同尼赫魯曾表示希望在兩國獲得自由後見面。這個願望在1954年實現了。10月19日，已成為印度總理的尼赫魯到達北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宋慶齡同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在毛澤東主席舉行國宴招待尼赫魯時，她陪同毛主席在門口迎候。她還邀請尼赫魯和他的女兒英迪拉到她家裡來共進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領一個中國高級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赫魯在歡迎詞中說：「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不論中國和世界受到什麼樣的風暴襲擊，她的信念從不動搖，她始終為和平呼籲。」據一位感覺敏銳的觀察者說，尼赫魯致詞時的「那種聲調是他在對歐洲來賓致歡迎詞時從未出現過的」。^①

　　①詹姆斯·貝特蘭著《重訪中國》（英文）。

　　致答詞時，宋慶齡說，「我的印度朋友曾經兩次邀請我來貴國，然而英國當局兩次都拒絕發簽證給我。現在偉大的印度人民獲得了民族獨立，這才使得你們的老朋友能夠實現她的願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包括婦女團體）的熱情歡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廣播電臺向印度人民發表的告別廣播演說中，她說，「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能推卸我們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將共同地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和平建設我們各自的國民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她還強調，「和平必須建立在獨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礎上。」^①

　　①《人民日報》，1956年1月3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35頁。

　　在回到北京後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①中，她說：在印度，同在她訪問的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她體會到「人民和政府對我們這個新的國家的熱情，他們與我們之間日益發展著的友好關係，以及他們對於我們的熱烈希望，令人感覺到這種情感存在著巨大的力量。」這無疑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時候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首次訪印時所受到的歡迎一樣——那次蘇領導人的訪問她在報告中提到了並加以讚揚。

　　①《人民日報》，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著她談到印度人所詢問的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

　　「印度政府計劃委員會的人士對於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表示非常重大的興趣和關懷。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產不增加，國民經濟就不可能有所發展。如果生產增加的速率不能高於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難解決糧食問題。」

　　在這裡，儘管她說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高於當時人口的增長是正確的，她也表述了當時中國官方所持的錯誤觀點，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一部分受帝國主義學者所說的『人口論』的影響的印度朋友們，一向懷疑是否有辦法解決因人口迅速增加而發生的經濟問題。現在聽到我們平均每年農業生產的增加竟能超過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們感到非常興奮。聽說他們準備組織考察團來我國訪問，想瞭解我們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組織和發展的秘訣。」

　　在更為健全的立場上，她提到了新從殖民主義下解放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長期問題，即政治獨立之後必須繼之以經濟獨立：「在孟買住在省長的官邸。官邸三面臨海，風景美麗……我國唐朝的時候，許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國來經商都要經過這個海灣。唐宋兩代，廣州、泉州和阿拉伯海灣一帶的國家的商業來往、非常繁盛。而現在印度的對外貿易都要靠帝國主義的船舶。他們和我們的貿易往來之所以不能很快地發展，缺乏海上運輸工具也是一個原因。帝國主義者在航業上的壟斷實在是我們兩國之間大規模經濟交流的阻礙。」

　　她很高興地知道在深水港維紮格巴塔——從加爾各答飛往馬德拉斯時曾途經此地——印度的造船業將要開始發展。

　　以後，中印關係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起伏的過程，並在西藏邊境發生過武裝衝突。但在中印關係史上、在宋慶齡對印度人民的情誼上，這不過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兩國共同的歷史經歷以及在和平發展中的基本利益。在這裡，關鍵是信守兩國所首先共同發起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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