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60)_愛潑斯坦

一六〇

　　此後，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衝突日趨尖銳。矛盾的核心是中國革命者經常最敏感的老問題——要求國家之間的平等，絕不容忍外國的控制（不論是什麼人）。造成這種敏感心理的歷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整個鬥爭過程就其國際意義而言可以稱之為「爭取獨立的百年戰爭」。任何人忽視了這一點，就不可能同中國保持和諧的關係。

　　但蘇聯政府在經過了一個以援助為主的時期之後——當時沒有別人援助中國，所以中國對這種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運用多方面的壓力，企圖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它撤走專家和收回建設工程圖紙，停止供應設備、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國償還抗美援朝中供應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武器裝備的費用，而志願軍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在前線浴血犧牲的。到了這時，宋慶齡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感到非常憤慨，特別是對於發出這些號令的赫魯曉夫。

　　1961年末，她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上說：「我覺得在（中蘇）關係上出現的曲折將是長期的、痛苦的。赫魯曉夫肯定不會對我們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魯曉夫被攆下臺之後，她寫道：

　　「你有沒有……聽說這個老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名字）正在寫自我檢討？我不大相信，因為他不是那種會認錯的人。」^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給本書作者（剛從外地參觀工廠回來）的信上說：「我猜想你一定聽到許多有關『老大哥』（50年代中國對蘇聯的稱呼）到處欺騙中國的事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至少是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幹出這種事來，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來應該讓人們知道這些事情。」^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但即使在義憤填膺的時候，新中國——以及宋慶齡——對創建了蘇聯的十月革命的看法從未改變。在後來幾年中，儘管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壞，她每逢十月革命節仍要打電報給中蘇友協的姐妹組織蘇中友協（總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賀，並且每封賀電總要提到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對於蘇聯在航天事業上的每一個成就——從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後的進展——她都表示祝賀，因為她認為這些成就不僅說明蘇聯科學技術的先進地位，也「有力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核武器問題上，她非常熱烈地讚揚蘇聯1958年單方面停止大氣層核試驗。

　　而且，即使是在中蘇政治論戰日趨激烈的時期，她仍堅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國建設》尊重事實。這一點在其他人並不總是能做到的。例如，據本書作者回憶，1966年第三期《中國建設》的一張圖片說明寫道：「自力更生：由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自行設計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廠正在建設中」。她看後指出，這不是事實，這個工廠是在蘇聯援助下建設的。

　　對蘇聯人民以及她所親見親歷的他們的國家，她始終保持著熱愛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後回國途中在蘇聯稍作勾留。這是她在睽違多年之後重訪莫斯科。1月13日、她會見斯大林——1927年後第一次。根據能夠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斯大林說「中國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讚賞他的這句話。表面看來，這樣的談話未免過於簡章和隨便。但聯繫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認為，斯大林是在為他過去懷疑過中國人民武裝能否戰勝美國供應的蔣介石軍隊，作某種補救（一個曾同斯大林談過話的南斯拉夫人曾寫道^①，斯大林明白地對他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錯了，這在斯大林是難得有過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直接同美軍交鋒中的表現，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這樣說。

　　①米洛萬·吉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談話》（英文）。

　　像過去一樣，她在莫斯科覺得很高興。但氣氛嚴肅，有時甚至令人沮喪。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甯夫人和鮑羅廷夫人，但未能實現，只安排她乘車到城郊阿爾漢格爾斯克村原來加里寧那座鄉間別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問清楚為什麼，但劉少奇勸她不要追問了。（加里甯夫人其實是在被流放中，但當時沒人告訴她。）她想送一件絲綿襖（中國人認為它又輕又軟。最適合老年人穿）給斯大林，又碰了個釘子，因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國家機密」，蘇方不能提供。^①

　　①當時隨同宋慶齡出訪的薑椿芳在同本書作者交談中回憶起這件事。劉少奇勸阻一節據王光美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後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慶齡寫了悼念文章，有兩篇是英文的，分別刊登在《人民中國》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國建設》1953年第2期（3—4月號）上。

　　1957年，她參加中共代表團再度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使她情緒高漲。

　　總之，宋慶齡始終珍視俄國十月革命同中國革命之間的聯繫，把它看成是孫中山最後的信念中的關鍵部分，也是新中國的根本信條之一。只有當蘇聯領導人的態度背離了她認為絕對必要的平等和同志關係的原則時，她才感到憤怒。

　　歷史證明，中國人民以及他們在勝利後所建立的國家同蘇聯和其他所有國家的關係，只有像孫中山在遺囑中所說那樣「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歷史上，蘇聯曾經是唯一一個宣佈對中國平等相待並在很大程度上付諸實踐，從而贏得中國革命者的友誼和信任的國家。隨著複雜的歷史進程，蘇聯開始採取超級大國的架勢，表現出甚至對中國的內部發展也要發號施令的傾向，蘇共則對中國黨表現出家長制的態度。一方認為有權進行控制，另一方認為有權抵制外來控制，雙方之間的衝突自然就會發展起來——即使雙方是老朋友，並且都自認為是在奉行同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學說。

　　宋慶齡遵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間平等關係的全面規範。「和平共處」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作為蘇聯外交的目標，它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避免戰爭（並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五項原則是這一概念的發展，由中國首先提出並同它的亞洲鄰國緬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大體相當於第三世界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為保衛和鞏固新獲得的主權，在相互關係中保持和平、友誼和互利，五項原則為此提供了基礎。後來，中國又把五項原則的應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關係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換句話說，作為國與國關係的普遍準則——並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事後看來，這是中國近代整個革命經驗的總結——不論是孫中山的經驗、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事實上是兩種經驗溶合的產物）。這也是作為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宋慶齡在思想上或在行動上始終遵守的準則。抓住這一點，不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都會有助於我們瞭解她、瞭解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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