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30)_愛潑斯坦

一三〇

　　§（七）統一戰線——以及救災

　　在中國社會中，在明晃晃的重慶政治舞臺上，宋慶齡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以表明她在建設一個爭取更多外援、反對國內壓迫的統一戰線的工作中的立場。她的一個辦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開露面。這些人1941年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核心後來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們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學者、詩人郭沫若。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時，他曾負責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後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國。

　　國民黨某些著名人物採取抗日和反對內戰的立場（如馮玉祥將軍）或者即使暫時向這個方向轉變（如孫科），她都注意到使公眾有機會看見她同他們在一起。

　　她參加對已故愛國進步人士的紀念活動，從不缺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在香港淪陷後輾轉去蘇北新四軍工作，1944年7月24臥因病去世，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遺願。10月1日，由宋慶齡領銜發起的追悼大會在重慶舉行。在反動氣焰趨於囂張的時期，她特別注意參與這一類型的活動。她的在場會提高這些活動的聲望、擴大影響，還會提供某種安全保障。

　　兩周之後，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國會老人沈鈞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如同8年前在上海為魯迅舉行送殯儀式時一樣，有人企圖搗亂，因宋慶齡在場而未敢輕舉妄動。她自己這樣寫道：「上星期我們為魯迅開了一個紀念會。那些SS^①在我離開之後（因為我有另一個約會）沖進會場，桌椅橫飛，出現一場暴亂。」^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處」的縮寫，也可能借用納粹黨衛隊的縮寫作為比喻。——譯者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儘管受環境的限制——舉行一些募款活動，因為這對建立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有好處。王安娜引用她的話說，「我們總是請外國朋友捐款，這不是辦法。這裡有的是富翁，應該請他們為崇高目的捐獻，哪怕是一個人幾塊錢也好。我們在這裡也開展一點工作的話，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爭取到外國朋友和華僑更多的捐款。」^①

　　①王安娜書，第390頁。

　　她和保盟舉辦的救災活動不但在救濟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廣東兩省受災人數以百萬計——除自然災害外，還因為國民黨官員和軍隊的橫徵暴斂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盤剝。這些救災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並且不取任何費用，同國民黨政府只說空話、不做實事以及重慶那些發國難財的闊人對災情視若無睹適成對比。但由於是孫夫人發出的呼籲，所以甚至這些老財們也不好意思不拿一點出來了。

　　救災活動所募集的款項一部分由保盟交給「工合」，為河南災民組織生產自救。有許多災民逃往解放區，生產自救在那裡開展得最有效，災民的口糧和勞動生產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慶齡主持、「保盟」舉辦的賑災國際業餘足球比賽在重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個主意是許乃波先想出來的，宋慶齡立即接受。許是一位愛好體育的工程師，在香港時是「保盟」的技術顧問，到重慶又參加了它的常設委員會。他是在英國上學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協會」有關係。他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贊助。在中國官員中，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也許是因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對他做了工作）授權市足球隊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消息公佈、請柬發出、賽票售出之後，國民黨才匆匆忙忙通知說，只有它所屬的機構才可以募集賑災捐款。保盟沒有理它，國民黨要強制取消這樣的國際比賽，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當宋慶齡到場主持開球式時，許乃波要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我們只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軍樂隊到底還是奏了國歌。^①

　　①許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書作者函。

　　許乃波還記得，在籌備足球義賽過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顯示，宋慶齡總是靈活性和原則性兩者兼顧。這次義賽的一位重要的外國贊助人是英國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會上，在隨便談話時，薛穆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他的論據是當時英國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慶齡馬上反駁道，有一件事情他們確實是一致的——英國統治必須結束（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魯當時都在獄中）。她所以這樣坦率地講話是因為她始終保持一個基本的觀點，即：不能因為戰時的同盟關係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緘默。後來，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1944年紀念孫中山對美廣播演說中，她又明確指出，「壓制印度獨立」是該受到批評的。

　　儘管她同薛穆大使有這樣唇槍舌劍的交鋒，這位大使並未因此而撤回他對足球義賽的支持。大使夫人維奧萊特也沒有因此而不志願參加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這都可以證明宋慶齡所受到的人們的尊敬。

　　這次足球義賽還有一段有國際意義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鮮人組成的一支足球隊參加了義賽，並且高舉著日本吞併朝鮮之前的朝鮮國旗。

　　據本書作者回憶，有關賽事的安排是很簡樸的。觀眾席是用長木板鋪在架子上製成的，只有少數貴賓坐折疊椅，但上面也沒有遮陽。就重慶來說，觀眾算是很多的，許多人沒有地方坐，一直站著，其中有人是為了表示對孫夫人和她的事業的熱心支持，而不只是為了看球。外國使節成群地來參加，他們從各自的考慮出發，都認為出席這場義賽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確有精明內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較為沉默的蘇聯大使。他是足球迷這一點過去可能不為人知，現在無疑也為那些收集個人情況者所注意到了。

　　宋慶齡同每個球隊隊員握手，代表災民向他們致謝並發給每人一枚紀念章。

　　保盟還主辦義演，其中有專業劇團的演出。有一個劇團是由進步演員和導演金山領導的。在重慶，從事舞臺生涯的人過著艱難的生活。有人在義演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情況後說，「當我看到這些男女演員們睡在一間大廳的地板上、連床鋪都沒有時，我意識到他們對孫夫人是多麼敬愛和信任啊！」^①

　　①同上。

　　有一場舞蹈義演是由特立尼達出生的戴愛蓮組織的。這位中國芭蕾舞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幫助過保盟。

　　還有一些不那麼正規的音樂會也是為了賑災舉辦的。參加演出的是駐重慶的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年輕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音樂會上，有時聽眾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蘇聯歌曲，也有英國約克郡民歌。

　　這些義賽和義演在戰時首都重慶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參加，使人們注意到救濟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國民黨統治者都並不重視。這些活動使許多人有機會看到宋慶齡並進一步增高了她的聲望。同時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積極工作，而這正是國民黨所不願見到國民黨統治者直試圖把宋慶齡「包裹」起來，並且預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後便會悄悄地收場。相反，保盟重建後充滿活力，它對局勢如實報道，經手帳目一切公開——同當權派的貪污怠惰可說涇渭分明——表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保盟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比宋慶齡工作得更辛苦。事無大小，她都認真去做，任何細節都不放過，並貫徹始終。雖然成就都是靠集體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孫夫人出面、沒有她那種果敢、務實、一絲不苟的領導作風——這方面從本節的敘述可以窺見一二——那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