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29)_愛潑斯坦

一二九

　　1944年2月14日的報告中說，宋慶齡在這次談話中表現得比過去四五次談話的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坦率，並且顯然已經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幾個組織」來邀請她去訪問美國，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著國民黨「卻乾脆對她說，不准她出國。」她認為，這一禁令是出於「她的家族和國民黨高官」對她發給美國救濟團體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工因為她在信中揭露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區域實行封鎖，要求國外援助的醫藥用品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對日作戰的中國軍隊。這事發生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張治中將軍一個接一個地來拜訪她。這些人——用她自己的話說——都來對她蝶碟不休地進行「幼稚可笑的說教」，說「中國的家醜不可外揚」。她的家族也「很生氣」。^①

　　①謝偉思書，見本章注12，第108—109頁。

　　她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WTC（吳鐵城）讓自己擔起了當面申斥我的任務。他還不滿足……又讓H將軍（何應欽）的代表……幫他來圍攻我。他們不承認事實，只是一個勁地責備我呼籲解除對遊擊區的封鎖。」^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3月11日。

　　謝偉思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及國民黨權貴的關係看作是衡量國民黨同開明人士之間關係的標尺。這種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實，不像近來有人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的關係情緒化，似乎他們之間的骨肉之情勝過政治上的分歧。親人之間的感情當然是存在的，但對宋慶齡來說，原則決定一切。

　　讓我們再來引幾段謝偉思的話：「我不能不得到這樣的印象：孫夫人現在的處境極為窘迫和艱難，她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成了一個囚徒。這一點她在談到關於她為解除反共封鎖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時所說的一句憤憤不平的話語中流露了出來。她說，『他們所能夠做的無非是不讓我出去旅行。』」

　　國民黨不但限制她出國旅行，連在國內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給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說，「我希望能去一趟蘭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備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親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沒有去成。

　　在謝偉思上面談到的那次訪問以後三個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並且發現她更加憤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正好在拜訪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著說，這是一次很令人難以忍受的談話，而且談得太長了……這位部長的意思是她在一個中國國內問題上，向國外散佈不真實的情況和無稽之談。

　　「部長來找她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為了她已同意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會上發表廣播演說，關於演說的內容要求她接受妥協的方案。這一演說是美國紀念活動的一項內容……是賽珍珠和其他有影響的美國人士向宋慶齡發出邀請的。……她擬的演說稿……在送審中被作了大量刪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這次演說……她絕對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請，如果後來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傳的部門很難交待，所以部長趕來同她談判，希望雙方能夠妥協，但沒有成功。她毫不對他覺得抱歉。」^①

　　①謝偉思書，第109—110頁。

　　她後來於1944年3月12日為在美國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日所作的廣播演說《孫中山與中國的民主》^①中，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45—147頁。

　　「孫中山在反對滿清和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決不會認為國外朋友對於我們人民的運動的支持是有損國家主權的一種干涉行為。今天我們人民也不會那樣想。對於像美國的孤立主義和壓制印度獨立之類的現象，我們認為有權加以批評，同時我們也承認別人有權分析我們國家中的情勢並提出批評。

　　「有人批評我們有依賴外國的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國愛國人士都認為我們的抗日軍隊應該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採取觀望態度，不積極參加我們民族鬥爭的中國人才會對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說，倘使明天外援不來，後天我們就會垮臺了。為我們的國家和為我們的前途而戰鬥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們為之而作了這樣多犧牲的目標是不受任何條件的影響的。」

　　現在再接著介紹謝偉思就他同宋慶齡談話所作的報告：「談到最近關於宋子文被捕的謠傳，她付之一笑並說他要是被抓起來審判倒是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使氣氛澄清。我說總要有個罪名才能起訴……她回答說，隨便什麼事情都可以被說成是一種罪名。從（她的）態度看來，委員長（蔣介石）一定對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指控。她接著又說，如果把她同子文關在一起倒很不錯。

　　「她說，（她的姐夫）孔博士很為她擔心。他說過，『你要是老這樣說話，他們把你抓起來怎麼辦？』她回答道，她歡迎他們來抓她。」

　　她對惡劣環境的挑戰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顯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謝偉思還報告了另一次有關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談話。宋慶齡說，戴笠正在把重慶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監牢，這是一個被關在那裡的青年托人偷帶出來的條子上透露的。

　　為了更有效地對日作戰，謝偉思同史迪威一樣反對封鎖中共領導的地區、贊成重慶政府實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寫的題為《中國的局勢：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的報告中，謝偉思提出了在華北地區未來對日作戰中「幫助共產黨和遊擊部隊或同他們合作的問題」。至於促進重慶的改革，「一個非常有效的行動……將是由白宮對孫逸仙夫人發出邀請』。^①

　　①謝偉思書，第155頁。

　　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是宋慶齡與之建立某種有效聯繫的另一群人。

　　美國（時代一生活》雜誌記者西奧多·H·懷特1943年親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饑荒後回到重慶。他想要讓蔣介石知道這些慘狀並採取一些行動，但起初沒有成功，後來——

　　「全靠（蔣的）二姨、孫逸仙的聖潔的遺孀的幫助，……她堅持要這個獨裁者接見我。

　　「她最後給我寫的一張條子使我對會見堅決起來，她在條子裡安排了這一約會。『……他們對我說，他（蔣）很累……但我堅持說這是一件牽涉到千千萬萬人生命的事情……』她寫道。

　　「她又說，『我想對你建議，你在寫報道時要像對我談的時候一樣坦率和無所畏懼。如果對此而倒黴受罪，那也不要洩氣，否則局面就不可能有絲毫改變。』」^①懷特所寫的關於河南饑荒的毫不留情的報道在《生活》雜誌刊出後，宋慶齡很快就對這位記者大加讚揚。「我看這樣一來他要再來（中國）會有麻煩，」她寫道，「但他如果知道他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好事，他會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讚揚的口氣提到了另一位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一個有才能、有新聞敏感並對中國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讀了傑克·貝爾登關於三年前緬甸撤退的書，很感興趣。它至今被認為是關於這一戰役的最佳作品。」

　　①西奧多·H·懷特著《尋找歷史》（英文），第154—155頁。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前面提到她通過當時任「聯合勞工新聞社」駐重慶記者的本書作者發表《致美國工人們》一文，也屬她同外國新聞界聯繫這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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