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28)_愛潑斯坦

一二八

　　§（六）史迪威時期

　　前面提到過美軍運輸機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機運往延安的事情，這是宋慶齡通過理查德·楊少校向史迪威將軍提出的請求。史迪威不但同意，並且在得知機艙門太小、X光機進不去時，甚至下令——當時人們都這樣傳說——「用噴燈」把艙門弄大。

　　即使在美軍觀察組（稱為「迪克西代表團」）派駐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陸軍軍醫梅爾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國記者（本書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軍前線去訪問。卡斯伯格在他的報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國民黨的說法（中共領導的部隊不打日本人、沒有傷亡，也沒有抓到過日本俘虜）。他寫道：

　　①《美國軍醫M·S·卡斯伯格少校給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報告》，多年後她公開發表。見《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另一個報告是《一位美國醫生1944年夏訪問中國遊擊區後關於遊擊區醫療服務的報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沒有寫明，由紐約美國援華會油印後自行散發。

　　「根據我的觀察，我深信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說法）更不符合事實……士兵們……幾乎完全是用從日本人那兒繳獲的武器彈藥裝備起來的。我自己親眼目睹，在一夜交戰中，繳獲的軍用物資足夠裝備八路軍的一個連。……我也見到過被抓來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軍）許多傷兵。……士氣……極高，我相信這就是他們在開展遊擊戰爭中能夠取得勝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醫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據地民兵——他用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後備民兵（「Minute Men」）來與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戰、地雷戰和其他戰術以及軍民一條心的種種表現。

　　在他自己的醫療專業方面，他讚揚八路軍的醫務工作人員在幾乎完全沒有現代設施的條件下對傷病員的醫療和看護。

　　在另一個報告中，他這樣描述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窯洞裡」，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們考慮到它的困難情況。「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進行的……繃帶、紗布、毛巾和其他布製品都是自製的，由醫院職工和還能做些勞動的病人就地自紡自織。器械……都已過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機，已舊得幾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縫合用的）腸線完全沒有。」但輸血所需的血液卻很充足，「過去一年裡本院職工就有34人獻血」——這表現了士氣的高昂。

　　儘管物資極端缺乏，這所醫院還是做了相當複雜的手術，開辦了衛生學校，培養出200多名醫生。醫院裡有一些老師和醫生是具有獻身精神的中國最著名大學的畢業生。

　　卡斯伯格寫道，「我不能不贊佩這些人面對巨大困難所取得的進步……人們如果去分析一下這些困難，那末極大多數是由於國民黨的封鎖……」

　　關於美國將來可能給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張的那樣），他建議說，「如果向這些軍隊供應軍火去打日本，我們務必也要供應他們醫療用品。」

　　同史迪威一樣，在美國國內問題上，卡斯伯格的立場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訪問八路軍歸來後，對於國民黨拒不發給中共領導的部隊以醫藥供應品，極為憤怒，並且後來在史迪威將軍的支持下，送了一些進去。

　　自從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1937年出版以來，1944年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對延安的先後訪問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關於中共領導的地區的親見親歷的充分資料。對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地區已發展成為一支力量，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以及戰後中國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關於記者團的訪問，宋慶齡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寫道：「大約4個月前去訪問延安的記者們已經回來了。他們都為在那裡所看到的偉大行動而熱情高漲，還有那裡豐衣足食和進行大生產（雖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們該改變看法了……他們已不再僅僅是些遊擊隊員，而是生氣勃勃的九千萬人口……為抵抗日本而組織起來。確實，他們不用懼怕任何國內或其他敵人——這是個解放了的區域。在黨的大會之後，他們將會發表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動……」^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45年4月舉行的，關於召開這次大會她可能早有所聞。

　　當美軍觀察組繼記者團之後出發赴延安時，她評論道：「兩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領的一組20名軍官啟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謝偉思也在這興奮的人群之中。由於Y城的地面非常泥濘、天氣又不好，飛機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沒人受傷……我真是高興，因為有200多磅醫療供應品送到了我們支援的醫院，還有3架顯微鏡和磺胺藥品。」^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8月5日。

　　宋慶齡同史迪威及其僚屬、還有外國外交官（特別是一些同清中國、有民主思想的年輕外交官）的接觸，無疑有助於不少人瞭解和讚賞中國進步人士的觀點和情緒。這一點由於中國國內局勢的惡化而更顯突出。對於其他國家參加對日作戰，國民黨不是把這一發展看作加緊抗日的良好時機，而是表現得越來越傾向於讓別人替它打仗，自己則儘量保存軍隊和軍需供應品（包括來自國外的日見增加的供應），以便將來進行反共內戰。

　　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載了他同宋慶齡的重要談話。謝偉思在中國出生、性格直爽、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個年輕秘書，被派到史迪威將軍總部任政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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