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20)_愛潑斯坦

一二〇

　　§（十一）戰火蔓延，離港赴渝

　　1941年夏發生了一件有世界影響的事件——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保盟通訊》在題為《中國堅守東方前線》的編輯部文章^①中寫道：

　　①宋慶齡致徐瑛（弗蘭克·司徒夫人）（香港），1940年1月24日。

　　「自慕尼黑會議以來的災難歲月裡一直不清楚的事，現在，其直接後果已經十分清楚了。……一邊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們相對立的，是終於團結起來的所有民主力量，他們還能發揮出內在的力量……他們合在一起就能戰勝法西斯主義。

　　「在遠東前線，中國單獨抵禦者侵略者的軍隊……在那些最初的戰爭年月裡，蘇聯是中國反抗日本進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國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險來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納粹同情者，他們口頭上……對中國抗戰持有信心，實際上卻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淪陷和消滅中國『共軍』的機會……

　　「中國能夠堅守遠東戰線，但要有效地做到這點，中國應得到其他各國的全力援助，這些國家把中國的鬥爭看作他們自己的鬥爭。中國能夠取得勝利，但中國的領袖們必須認識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義都無妥協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能通過人民的團結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慶齡看來，要實現這樣的團結，最需要的就是民主。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為紐約《亞細亞》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國際局勢已轉為對中國有利，所有與中國友好的國家——英、美和蘇聯——已經聯合在一起。但在回顧當年年初襲擊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時，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動內戰的人似乎又要把我們的國家弄得四分五裂，給敵人打開大門。……戰時自由中國之缺乏民主，是中國軍隊間發生軍事衝突的主要原因。這對敵人是有利的。……中國缺乏民主，只對第五縱隊、潛在的妥協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給人民以民主權利，無論如何也不會妨害抗戰事業。相反地，我們人民熱烈支持抗日戰爭，因此壓制他們的積極性，毫無疑問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協派和求和派能夠在暗中活動，準備投降；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不僅與敵人勾結，並且還與羅馬一柏林一東京軸心反人類進步的整個陰謀有聯繫。」

　　她接著又指出，英美也有這樣一些勢力企圖使「日本脫離軸心」、「穩定太平洋局勢」，辦法就是締結一個遠東慕尼黑協定。「正是這些集團，不顧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國一邊，它們同侵略者勾搭，賣汽油給他們作飛機燃料，賣鋼鐵給他們做炸彈。他們幫助日本加強軍事機構之後，現在又可能在設法幫助它達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國媾和投降。」她最後說，中國人民在任何情況下將繼續奮戰，「我希望美英朋友們，為了幫助我們和他們自己，支持中國的民主的要求，堅持要他們的政府盡可能援助中國，並終止在物質上或政治上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80—384頁。

　　這一年，她仍在香港繼續開展工作，如為白求恩大夫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舉行「街頭募捐日」活動，為支援「工合」邀請一個大馬戲團從菲律賓來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後行動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馬戲團被迫中輟了演出，並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時進攻香港。

　　在戰事發生的第一天，宋慶齡遇到了日機空襲，看到無數男女老少慘遭殘害。她從現場用電話把她的一個聲明發給英文《南華早報》，描述了這場來自空中的大屠殺並響亮地號召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戰鬥，直到全面勝利。她的聲明全文如下：（稍有刪節）

　　「今天早晨我醒來時，同你們大家一樣，發現戰爭已經降臨香港。我看見炸彈落在九龍街道上。我看見十幾個男人和婦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訴你們我的感受嗎？

　　「現在，在中國內地已發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發生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曾經想先征服中國，現在又在嘗試另外一個更加危險的計劃……

　　「這一戰爭，如同在它之前業已失去的和平一樣，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它部分分開。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經以為分開是可能的，那麼日本的炸彈已經來告訴他們，大夥面；臨的共同危險將是什麼。

　　「那就讓我們明白地說出來，我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所必需的是什麼——炸彈已經千真萬確地掉下來了！我們所必需的是一條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把中國自身的鬥爭同英國、俄國和美國人民的一致努力聯結起來，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義徹底粉碎。我們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聯盟，使反法西斯國家的所有資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戰場上。我們所必需的是一條全世界的民主陣線，它將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慶的人民在所有嚴酷考驗的日子裡從不動搖。現在是香港人民表現出同樣精神的時候了。這種精神在過去那些戰爭的年月裡曾為他們英雄的同胞們贏得了名譽。讓我們共同戰鬥到底，直到把日本強盜趕過大海，回到他們原來的島嶼上去。

　　宋慶齡」^①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20—124頁。

　　她這篇簽名的聲明顯示出她那無所畏懼的精神，因為幾天之內她也許就會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們已作出了為她緊急撤退的準備，但她起初不願意走——不願意離開她的同事、離開她會去做的救死扶傷的工作。最後她總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後起飛的幾架民航機之一。這時香港機場上已是彈坑累累，起飛後六小時機場就被日軍佔領了。

　　據貝特蘭回憶^①，她在離開之前曾說過，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繼續下去」。

　　①刊載於1941年12月9日英文《南華早報》。轉引自傑姆斯·貝特蘭著《一場戰爭的陰影》（英文），第107—108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