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14)_愛潑斯坦

一一四

　　§（九）對日本軍國主義——抗擊到底：

　　對日本人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抗戰初起時宋慶齡曾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並無惡感，因為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41年10月13日。

　　她這樣寫，也這樣做。對於侵略性的帝國日本，她主張進行無情的武裝鬥爭——只要它還佔領著中國的一寸土地。但對於日本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她有著許多美好的記憶——他們不是敵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慶，如上所述，她探視過受傷的日本俘虜，並同他們談話。在她的書房裡，一直保留著一本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靜江夫人）^①用英文寫的自傳《面臨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通過美國記者古爾德送給宋慶齡的，上面還有作者寫的向來表示敬意的題詞，當時中日兩國已經開戰。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工運活動家。——譯者

　　加藤靜江因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節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被認為在所謂日本「國家危機」中是危險人物而再度入獄。古爾德在寫到這位英勇的日本婦女時說：「……她雖沒有見過孫逸仙夫人，但認為孫夫人是一位同她屬同一類型的婦女……在動盪的30年代後期，她們兩位都曾希望在較為中立的香港見面……但日本警方對加藤靜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見客（她打趣地對我說，『每一個到我這裡來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檔案』……）但不准旅行。」

　　還有一個關於宋慶齡對待日本友人的態度的例子值得紀錄下來，那就是在她離開上海之前，她設法把兩位日本進步人士（作家鹿地亙及妻子池田幸子）從這座城市安全轉移到中國後方。這兩位進步人士認為，他們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兩國未來所能做的最佳奉獻，就是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對他們必欲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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