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15)_愛潑斯坦

一一五

　　§（十）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及其意義

　　現在敘述保衛中國同盟（保盟）本身。這個組織是宋慶齡進行戰時救濟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裡。這也是她在香港進行其他活動的基地。它雖主要支援中國的進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單位。在從事救濟工作的同時，它也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形勢。它在自身的組織上也是國際性的。

　　宋慶齡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沒有這個獨特條件，它的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內部工作——她自己總是什麼工作都親自參加——的氣氛反映出她的作風和品格。這個集體主要都是志願人員，領薪的人極少極少，最多不過兩三個人——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領基本生活費。

　　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實際創辦要早得多。大約三個月前，在周恩來和宋慶齡這兩位無與倫比的統一戰線開拓者的創議下，事情就開始醞釀起來。第一個參加創辦小組的外國人是傑姆斯·貝特蘭。他是新西蘭作家和記者（後在惠靈頓大學任文學教授），對於在華北敵後活動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通過親身觀察，早就有所瞭解並極為贊佩。1938年2月在武漢時，周恩來曾同他談到八路軍傷員的醫療服務工作，並請他帶一份報告給在香港的宋慶齡，內容是八路軍在這方面的需要。

　　貝特蘭於3月間抵達香港，應邀參加了八路軍駐香港代表廖承志召開的一次會議。貝特蘭曾到延安，認識廖承志。廖同姐姐廖夢醒一起，已經在香港組成了一個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組，現在他想成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組織，以便向公眾徵集援助並同海外援華團體掛鉤。它應有中外人士擔任職務，由中國「著名人物」領導。廖承志想到的是請宋慶齡任主席和實際領導人。後來宋又建議請她的弟弟宋子文擔任榮譽性的會長職位。

　　發起人在鄧文釗寓所聚會。鄧是廖家的親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就學，有進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時銀行任職。這一切都使他很適合於以後擔任保盟的兩司庫之一。

　　大家請貝特蘭推薦一位在香港有影響的外籍人士參加，他推薦了港英政府新蒞任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妻子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党（費邊社^①）的背景，這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上流社會婦女中是少見的。在結婚前（當時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彌達·布朗」），她在「英國與蘇俄文化關係委員會」任職時就同貝特蘭認識。她後來擔任保盟的名譽秘書。

　　①費邊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倫敦成立，主張以緩進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其名稱源出善用緩進待機戰術的古羅馬將軍費邊·昆克塔托（又譯費比烏斯），蕭伯納為主要領袖之一。1906年工党成立後，該社即隸屬於工黨。——譯者

　　另外一位司庫諾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學教授。他在中國出生，同情進步，有學者風度。他和鄧文釗都是盡義務的。^①

　　①《致英國工黨書》（1937年10月3日）。

　　最初負責宣傳工作的是約翰·利甯，就是曾將宋慶齡的信帶給尼赫魯的那位年輕的英國人。他曾主編過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諾和貝特蘭（後來還有本書作者）都曾是它的編委會成員，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佔領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爾德著《中國在陽光中》（英文），第146—147頁。

　　這裡想插敘一些本書作者的個人回憶，以有助於讀者瞭解當時的工作及其時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時，宋慶齡要本書作者負責香港保盟總部的宣傳工作。本書作者本來在美國合眾社工作，這時合眾社認為日本實際上已經打贏了對中國的這場戰爭，所以要裁減在中國從事採訪報道的工作人員，本書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於宋慶齡的推薦，本書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報》）編輯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樣生活有了著落，就有時間和精力去為保盟盡義務。

　　（這裡附帶說明一下，不少書刊常把本書作者列為保盟的創辦人之一，實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書作者是到9月間才在廣州應邀參加的，在此之前還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同年11月在香港，本書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傳工作。宋慶齡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書作者取的，這是老年人常有的記憶上的差錯，本書作者在回信中說明了事實經過。）

　　人們也許會在發起人名單中尋找史沫特萊的名字，因為她曾同遊擊隊在一起，並在武漢不辭辛勞地為他們徵募捐款和醫療用品。但她不在發起人之列。這可能因為還在上海時，她同宋慶齡一度十分密切的關係受到了一些損害，也可能因為她有一種喜歡單獨工作而不作為集體一員的難以克制的傾向。儘管在組織上沒有關係，保盟同史沫特萊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樣成為競爭對手。印度醫療隊的巴蘇醫生記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為例子。1938年在廣州時，巴蘇曾問宋慶齡她對醫療隊打算去中共領導的軍隊中工作有什麼想法：「……她聽了很高興，並說……我們可在長沙或漢口會見史沫特萊，她會安排會見……周恩來……我們的要求必須向周提出。」^①

　　①貝特蘭的回憶根據他1987年2月20日從新西蘭寄給本書作者的長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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