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95)_愛潑斯坦

九五

　　◎第十四章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一）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高漲而曲折的潮流

　　自從1931年日本強佔中國東北以來，中國共產黨就主張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紅軍提出願與任何真正抗日的部隊停戰並結成統一戰線，但沒有得到響應。

　　儘管如此，這些行動已經反映出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革命與反動之間的、屬國內的、社會的矛盾，而是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屬外部的、民族的矛盾。共產黨的主動建議在時機成熟時將會擴大到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內——只要它同意抗日。必須要做到這一步，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革命才能在保持既定目標的條件下，同一切反對日本的力量（包括在國內政治中處於中間或右翼狀態的人）團結共事。在國際上，就要同那些因為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而反對日本的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及依靠它們的中國派系，進行某種合作。

　　中國勞動人民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採取這樣的戰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調動起來抗日，中國就有將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的危險——它的人民將遭受雙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國奮力反擊，那末主張國內政治和社會革新的力量——如果它們在抵抗運動中表現得最堅決、最有效——將會擴大、經受鍛煉並取得領導地位。

　　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首先，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有經驗的、有遠見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處地理位置要便於充當民族抗戰的先鋒。這個條件正在形成。中國紅軍在1934—1935年的長征中所經受的鍛煉和考驗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因為未能保衛住在中南地區的老根據地而進行長征，但在長征後卻勝利地到達了華北抗日前線。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途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後，在政策上日趨成熟的結果。在黨內，過去那種只起消極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傾路線逐步得到克服。對全國來說，長征的勝利顯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一支儘管沒有坦克、飛機或其他現代裝備但有群眾基礎的軍隊，是不可能被擁有這一切武器但沒有人民支持的敵人所粉碎的。對日抗戰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信念和能力。

　　共產國際在第7次大會上（1935年7—8月），由於世界局勢發展的影響，也從第6次大會（1928年）後的「左」傾路線轉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轉變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說中宣佈的，他本人因為在希特勒炮製的「國會縱火案」審訊中所表現的非凡勇氣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徵。各國的共產黨人解脫了自己給自己加上的宗派主義束縛，有了寬廣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裝，在反法西斯的千軍萬馬中就能夠成為前鋒和核心，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宋慶齡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贏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這一立場甚至在德國納粹掌權之前很久就很明確。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蔣介石的親信和殺手組織「藍衣社」身上，聞到了同納粹一脈相通的氣息。

　　不僅如此，她還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以及國內法西斯的反動暴力都是能夠戰勝的，因為促使它們最終失敗的核心力量已經存在。她對來訪的前美國駐德大使威廉·F·多德（通過在德國的親身經歷，他成為堅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說，「你一定已經看到了這裡的情況有多糟。但我相信會好起來。中國有一個共產黨，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個希望國長征的勝利而證明是能夠實現的。紅軍最後到達了密邇抗日前線的陝北。

　　1935年8月1日，在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號召（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

　　宋慶齡、何香凝、陳友仁、孫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孫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繼表示歡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後來就有了同來自共產黨新根據地的使者的個人接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救國」——這些現在成了人民群眾最熱烈響應的口號。

　　應該提到，早在紅軍長征之前，宋慶齡就同上海及江蘇的中共組織一起籌備成立一個名為「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並同意擔任會長。曾在美國留學的章漢夫擔任這個組織的書記（章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外長）。在1933年3月8日舉行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上的講話中，她提出了對日抗戰的四點主張：（一）出兵抗日，收復失地；（二）武裝人民，組織義勇軍；（三）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域進攻。^①實際上，後三點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紅軍所發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來的。當時的中共和紅軍除受到軍事進攻和白色恐怖外，還受到嚴密的新聞封鎖，國民黨統治區的傳播媒介都不准發表任何中共方面的信息。現在宋慶齡傳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張，這可以說是從1927年武漢時期以來她同中共——作為一個組織整體——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①《宋慶齡女士演說詞》原載英文《中國論壇》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

　　但在當時，極左路線的影響仍很嚴重，使這個本來應是具有廣泛性的愛國團體去做了一些不該做的蠢事，如公開購買武器、鼓吹武裝暴動等，因此總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員被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由中共主持的實情亦被中外反動勢力偵悉。宋慶齡除請沈鈞儒律師進行交涉營救外，提出辭去會長職務。但該會的負責人並未改弦更張。當年「五一」節，又舉行遊行示威和「飛行集會」，多人被捕，會所被查封，其後領導成員也被捕，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只存在了兩、三個月就被迫停止了。

　　儘管如此，為建立統一戰線而進行的工作仍在繼續。1934年4月，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並請宋慶齡予以發表。她當即同意，並在一個月時間裡成功地徵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在這份以《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為題的宣言上簽名。這是從兩年前中華蘇維埃政府宣佈對日作戰以來在國民黨統治區第一次對抗日政策的公開的、大規模的支持。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發了歷史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個委員會的北平分會同北平市學生聯合會起了組織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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