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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十)宋慶齡在家中

  這一章的內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這裡要補充的是關於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體事情。

  這段時期,她仍住在莫裡哀路寓所。社會各界人士常來拜訪。除非她要他們在一起進行某件工作(如淞滬抗戰時的傷兵救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爭取對它的支持),她對來客總是嚴格地分別會見,即使這些人原來相互認識、觀點相近、她也信任他們。

  陳翰笙曾回憶起一件事情,可作為她非常謹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時,遇到楊杏佛,正要離去。雖然他同楊是朋友,她卻從未對他提起過楊的來訪。

  ①據陳翰笙1988年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她養成這種習慣可追溯到早期孫中山對她關於秘密工作的教導,後來又由於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謹慎行事,特別為了保護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們。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間,雖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還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間的來往。蘭德爾·古爾德寫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緒上的誇張——在那些氣氛緊張的年代裡,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從她家寓所的樓梯上一起下來,邊跑邊說,就像三個女學生。這當然不是說她們在各自的政治立場上放棄了什麼東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別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靄齡的孩子)到慶齡家去總是受到歡迎的,孩子們也都喜歡這位姨媽(姑媽),以至於靄齡最後不許孩子們到她家去,怕孩子們告訴她太多關於孔家的事情。

  ①前引古爾德書。
  ②80年代陳思蘭(陳友仁之女)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在各方面的外國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萊和伊羅生夫婦。

  慢慢地又有一些蘇聯朋友到她家去。蔣介石雖然在反共這一點上毫無改變,但由於面臨著日本進攻的威脅而蘇聯又是唯一堅決站在中國一邊的國家,所以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宋慶齡認識了新的蘇聯大使季米特裡·博戈莫洛夫和一些使館人員,並且很喜歡他們。上海的蘇聯總領事館人員也來看望她。

  ①博戈莫洛夫後來在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中消失了。若干年後,宋慶齡在一篇關於蘇聯外交活動的文章中看到了「博戈莫洛夫」這個姓,高興地以為她的老朋友恢復了自由和工作——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同姓的人。(1942年11月7日給耿麗淑的信)

  在那些日子裡,只要可能,她就同朋友們出去。斯諾第一次會見她是在她家附近一個她所喜歡的「巧克力店」裡。後來,她經常在家會見斯諾和他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綽號「佩格」、筆名「尼姆·韋爾斯」)。斯諾從這些訪問中看到了她當時生活方式的片斷。他在1933年寫的報道中說,她的住所是「一座樸實的小房子,毫不起眼地坐落在一小塊土地上」,室內陳設「簡樸,而且有某種中國式的舒適,但一點也不奢華」。

  ①見斯諾著《她為中國千千萬萬群眾而戰鬥》(英文),《紐約先驅論壇報》(星期日增刊),1933年8月6日。在他的《複始之旅》一書中有三章是專門寫宋慶齡的,但這些是二十多年後的回憶,所以我在這裡只引用他當時寫的報道。

  關於她當時的經濟狀況,他寫道:「……那些孫博士沒有賣掉去用於他的偉大事業的東西,都由他的遺孀處理了。……她每年的收入微薄,但除了留下少得可憐的一點錢之外,其餘都送給了別人。」

  於是他得出了結論:「一位中國政壇人物的遺孀的命運如此,真是奇特!在中國,如同在世界許多地方一樣,政治是一種『撈一把』的玩意。得了肥缺的官員們在幾個月裡就發了大財,然後退休……住進公共租界,同上等人交遊。他們的住所像宮殿,他們的老婆手上戴滿了鑽石和翡翠。」

  至於慶齡本人(她當時已年過四十):「她為丈夫的理想所進行的鬥爭是艱苦的、令人驚歎的。在鬥爭中閃耀著的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的光芒四射的品格。她富於熱烈的人情、待人極端的誠懇、才華橫溢、痛恨欺騙和偽善……中國工人的痛苦就是她自己的痛苦。我記得有一次當她聽到上海一家工廠發生火災、兩百多女工被燒死的消息時,我見她眼睛裡閃動著淚花。……」

  斯諾還談到她要求新聞自由、推動抵制日貨、協助建設上海工人醫院和婦女節育門診部。

  ①埃米莉·哈恩從來沒有直接同宋慶齡談過話,但她根據第三者的談話,在她《中國——就我所知》(英文)一書中硬說宋反對節育並很拘謹,這顯然是不對的。

  尼姆·韋爾斯和伊羅生等人也都有關於她的品格和生活條件的類似記述。

  ①《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及伊羅生著《在中國的重逢》(英文)。

  她對楊杏佛的年幼的兒子小佛非常關心。小佛深情地告訴本書作者,在他父親遇刺後宋慶齡怎樣經常利用星期假日約他到她家去吃飯,詢問學習情況,有時還帶他到上海大戲院去看電影,他還記得的有蘇聯影片《夏伯陽》、《生活之路》——這可能是為了對他進行教育——還有一些娛樂片如《梅蕙絲西行記》有一次她還帶他到他父親的墓地去悼念。「她不把我當作孩子、而是當作大人來對待。」

  ①梅蕙絲是當時美國好萊塢的性感紅星。她的姓在英文裡同「西方」是一個詞。上海大戲院英文名稱為Isis Theatre,在北四川路。——譯者

  小佛接著說,「那時她自己沒有汽車,所以要叫福特出租汽車公司的出租車。『福特』這個名字我在早先已聽說過,是另一種意思——我父親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留學時曾到一個福特汽車廠會計科實習過。

  「她有個習慣——如果我在星期日以外的時間裡要見她,必須先給她打電話。她不讓客人們混雜在一起。但不管誰去,她都專心接待,就是像我這樣的年輕孩子也如此。在吃午飯時,她會同我談小說和電影。」

  像別人一樣,小佛注意到她對朋友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

  「她的廚師會做奶油蛋糕,並且做得很好,她從來不到鋪子去買。我第一次嘗到這種自製的蛋糕是在我父親還活著的時候,是她送給我父親吃的。」

  在同本書作者談話時已年近七旬的楊小佛在結束他對兒時的回憶時說,「她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很美、心地又好。」

  ①楊小佛與本書作者的談話,上海,1985年2月5日及1986年3月7日。

  關於她的幽默感,伊羅生講過一個例子。有一次在談到那些為了反動政治目的而散佈的、涉及她私生活的謠言時,她開玩笑說,「他們硬讓我跟所有這些人都有某種關係,但我從任何一篇這樣編造出來的故事中,從來沒有得到過一點樂趣。」

  ①伊羅生著《在中國的重逢》(英文),第65頁。他稱這些謠言是「卑鄙的流言蜚語,用作反對她以及同她政治上一致的許多朋友的武器。」

  路易·艾黎也談到過她一直保持著的幽默感,並且指出,這一點對她非常重要,因為即使在為公共事務緊張繁忙的時候,她在家裡也能因此而得到片刻放鬆。「開開心——這是她寄希望于外國友人的事情之一。」他講起有時在晚上她同外國友人們一起唱歌,說些輕鬆的話題,彼此稱呼有趣的綽號。史沫特萊的綽號是「迷你哈哈」,簡稱「迷你」。在宋慶齡的一些談正事的信件上有時也這樣稱呼史沫特萊。

  ①艾黎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8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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