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93)_愛潑斯坦

九三

　　§（九）30年代初期的宋慶齡和中國共產黨

　　在遠東反戰會議上，宋慶齡不只是代表個人而是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言，所以在上面引用過的那篇講話裡，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國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當時奉行的極左路線，如：「這些依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中國軍閥，必須消滅淨盡。」

　　「我們對全體中國人民，對勞苦大眾還有一個呼籲，呼籲大家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團結一致！……讓我們團結起來，用我們最大的力量來保衛那已經由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剝削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他們現在正受著國民黨軍隊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規模的進攻。這次的進攻直接受到美國貸與蔣介石政府的五千萬美元中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幫助，受到美國的飛機、炸彈和飛行教練的幫助，受到日、英、美、法的軍艦對國民黨的全力幫助（如最近的閩變）……」

　　「讓我們聯合起來保衛蘇聯，反對干涉蘇聯的戰爭！讓我們在整個遠東，尤其在中國，發動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像這樣只有空泛口號而沒有按照實際情況提出的指導性意見，是「左」傾路線的產物。談到人民，只提工人農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會階層不能起愛國或進步的作用。但實際上，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包括一些軍界人士），民族意識正在高漲，為團結一致反對主要敵人日本開闢了道路。在國際上，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敵對勢力，不去分析它們之間日趨尖銳的對立並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於存在這種相互對立的情況，帝國主義聯合反蘇的戰爭危險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小——但干涉蘇聯的戰爭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險。關於法西斯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這一點固然是正確的，但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並非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產生，而在當時只是在一群國家裡居於統治地位，而且是踩著另外一些國家爬上去的。「左』順路線不是從聯合起來反對最兇惡敵人法西斯著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種舊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敵人的敵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慮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鬥爭中聯合各種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到1935年才改取正確的方向，其正確性在後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所證明。但在此之前，「左」傾宗派主義繼續加深蘇聯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狀態。在中國，在紅色區域（農村地區），毛澤東採取了更適合時代的策略並取得軍事、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中共領導下的各種組織在以日本為主要敵人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中有宋慶齡等人主持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但在中共中央（當時仍在上海並處於地下狀態），占統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條，並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得以放棄。

　　一個例子就是拒絕同抗日的十九路軍合作的決定。十九路軍在1933年底反抗蔣介石迫使他們進行反共內戰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個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議外，拒絕與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們把福建同蔣之間的爭執看成純粹是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爭執，而所有國民黨軍閥都是一丘之貉。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於孤立，很快在蔣的打擊下瓦解，同時也使中共因失去一個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慶齡也被誤導而響應了這一「左」傾立場。她在1933年11月21日發表了下列聲明：「一切報紙所載，余與最近福建變動有關，及更荒謬的傳餘已赴閩垣，諸種無稽消息，均系對餘愚笨而又惡意的中傷。（國民黨政客軍閥間之所有爭吵均只能增重對全國民眾的壓迫與痛苦。南京與福建之間或彼等與國內其他軍閥之間並無重要的政治差異。不論用何種漂亮言詞以吸引大眾支持，唯一的問題就是爭權奪利。）余鄭重聲明，余與任何軍閥政客集團，不論現在抑或將來，絕不會發生任何關係。餘之立場，始終不變。（即不可改變地、不妥協地反對所有這些集團。革命群眾的利益同國民黨和南京、福建及各地軍閥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91頁。括弧內補充部分系據英文《中國論壇》（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書譯者譯出。

　　宋慶齡瞭解十九路軍和它的領導人，所以這些全盤否定的譴責之辭很難說出於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滬抗戰時，宋曾稱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軍隊。軍長蔡廷鍇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員，宋的老同事陳友仁是外交部長。在政治上，它確實同蔣介石是不同的，儘管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截然相反，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對日抗戰、停止反共內戰、尊重民權，並且宣佈要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儘管沒有實行）。

　　關於這段時期中共同宋慶齡的關係及其發展，還有以下一些情況。^①

　　①見唐寶林若《1927年至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載《黨史通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頁。除別有注明者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根據這篇文章。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整個「共產國際」都是如此，不過有時王明比「國際」「左」得還厲害。日本1932時進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張「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作為全國革命勝利的輕而易舉的序曲。在反帝鬥爭中，推翻蔣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滬抗戰中雖然支援了十九路軍，但卻被認為是爭取士兵（與軍官相對立）進行社會革命的機會。實際上，以王明為首的領導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同宋慶齡及反蔣將領（如再度同蔣分手的馮玉祥將軍）有任何接觸。^①

　　①見劉曉著《十年內戰初期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的一些鬥爭》，載《黨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1輯。

　　這種「左」傾路線在較低層次也有表現，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女青年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卻被共產黨組織實際上開除了。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她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

　　但宋慶齡決心不因「左」傾分子對她的冷淡而疏遠中國共產黨。

　　在淞滬抗戰中，上海地下黨在一家日商大紗廠組織了一次愛國罷工。宋慶齡募集捐款兩萬元支援罷工工人並經常同罷工領導機構商量。

　　她對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無保留的，不『但在言論上，在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親自派人到上海幾家印刷廠去挑選熟練工人送往根據地工作（有幾位後來成為根據地印刷部門的負責人）。

　　她不斷靠攏中國共產黨不只是因為她繼承了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以爭取革命勝利的決心。這也是她自己獨立作出的抉擇。孫中山逝世後她在廣州和武漢的經歷加強了她的信念，以後的歷史發展一再證實了這一信念——中國共產黨是能夠排除任何艱難險阻，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團結各種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慶齡的道路是在不斷加深的信念中產生的。不管遇到什麼挫折，她從不改變。

　　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因素是：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中國解放的中心問題是武裝鬥爭（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認識是從孫中山那裡繼承下來的，又為她自己的經歷所加深（她同軍閥們打交道的經驗、1925—1927年一支革命軍隊的建立、蔣介石通過控制軍隊而實行叛變、隨後中國紅軍作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裝力量的興起、對日本征服中國的武裝抵抗）。雖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個文人，她知道如果沒有一支革命的軍隊，人民和國家克服千難萬險而取得勝利，只能是一句空話。她對於為革命戰爭流血流汗的指戰員們，產生發自內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熱愛——幫助他們始終成為她難忘的心事。她認為，同他們所作的貢獻相比，其他所有的貢獻——包括她自己的在內——都是次要的。在她那豐富多采的性格中，這是一條主線。誰低估了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也將越來越接近宋慶齡，直到溶為一體。在1927年後的一段時期，共產黨因為前一段過分相信國民黨而遭到悲慘的命運，所以除自己的黨員外對黨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這個時期中產生了在中共歷史上最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事蹟，從而吸引了新的、潛在的盟友。但也由於當時在黨內居領導地位的「左」傾路線執行者把這樣的同情者都拒之於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絕端的自我孤立。儘管如此，隨著時局的發展，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需要，使領導革命的党尋求和依靠像宋慶齡這樣的朋友，並實行廣泛團結的政策。而這方面的工作是這些朋友——特別是宋慶齡——最有條件去開展的。

　　這種情況從1933年以後特別突出，因為內地農村的紅軍雖然取得進展，在城市裡的共產黨組織則幾乎全部被國民黨所摧毀。中央領導以前能在上海秘密進行工作，但後來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壞，不得不遷往蘇區。從此，有幾年時間，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實際上成為存留下來的共產黨員相互聯絡以及同蘇區——有時還同共產國際——聯繫的唯一地點。

　　請她幫助的要求越來越多，她幾乎是有求必應。她提供幫助不僅是為了渡過眼前困難，也是為了促進形勢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發展。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下一章裡將有記述。

　　簡言之，宋慶齡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發展的主要趨向是匯合。在黨採取了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目標是抗日，並在抗日鬥爭中奠定新中國的基礎——之後，這一匯合就最後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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