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92)_愛潑斯坦

九二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領導整個準備工作。會議的地點在一座空閒的閣樓裡，食物和所需的供應品（包括炭爐子）都是一點一點偷運進去的。穿著偽裝的糾察隊員負責警戒，如果發現警察前來襲擊就發出警報並加以阻擊，直到與會的人全部疏散完畢。這些糾察隊員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賴的人，他們都有在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率領他們的黃霖是曾參加1927年南昌起義的久經鍛煉的軍官，當時任中共地下黨滬中區委書記。他們阻擊敵人的武器都是最簡單的，如鐵棍、石灰（撒向敵人的眼睛）。當電工的黨員設置了一個警鈴系統。這個開會的地點選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個偵探頭目的寓所附近，這是既大膽、又巧妙的安排，因為巡捕房不會想到會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黨在巡捕房內部也有耳目，對他們的行動不會一無所知。）

　　如何使總數達三百之多的與會代表人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會場也經過了一番精心策劃。從開會的前一晚開始，他們就三三兩兩地無聲無息地上樓，外國代表都把皮鞋脫掉，免得出聲（在此之前，他們已從所住旅館結帳遷出，以防止有人跟蹤）。代表中有77人來自外地（包括蘇區）和國外。歐洲代表有英國工党上議員馬萊勳爵、法國共產黨人伐揚一古久列和雅克·多裡奧（後來變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國社會黨人布比、比利時共產黨人馬爾度。《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也作為外國代表與會。日本和朝鮮代表在來滬途中不幸被捕。

　　宋慶齡在9月30日拂曉時分到達會場。代表們批准了名譽主席團名單——羅曼·羅蘭和巴比塞（法國）、高爾基和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台爾曼和托爾格勒爾（德國）、工人階級老戰士湯姆·曼（英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片山潛（日本）^①、朱德和毛澤東（中國）。

　　①台爾曼為德共領導人，後被納粹殺害。托爾格勒爾（共產黨國會議員）和季米特洛夫後在希特勒一手炮製的「國會縱火案」中成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現使他贏得國際聲譽（他從而成為共產國際的領袖）。片山潛是日本初期社會主義者，後成為共產黨人，也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

　　選入主席團的有宋慶齡、外國代表、「中國蘇區代表、『滿洲』代表（代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東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絲廠女工、一位上海紗廠年輕女工」（據10月4日出版的《中國論壇》的報道，當時不能寫出真實姓名。）

　　會議一清早就開始，甚至早餐都還沒有來得及吃。全部議程壓縮在一天之內完成，直到天黑才結束。代表們都以麵包充饑，只為外國友人準備了一些果醬罐頭。宋慶齡擔任主席，還要幫忙把中國代表的發言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給外國代表們聽。中國發言者中有東北抗日義勇軍、去年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和秘密進入上海的中國紅軍戰士。

　　大家都站著或席地而坐——只有宋慶齡和外國人有「座位」，就是運麵包進來的小木箱。窗戶不能開，上海在9月份還相當熱，所以室內空氣污濁，但大家的熱情一直很高。

　　會議結束後先送外國代表出去——為了他們的安全和休息。宋慶齡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盡才走——因為如果遇到警方襲擊，她的在場可能使警方不敢過分地公開使用暴力。

　　不僅是與會人員，就是借來的物件也都不聲不響地撤出，無人發現。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們在閣樓裡只發現幾個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後來大肆搜查，但沒有發現多少線索，而且都不重要。他們抓到了幾個買麵包的「顧客」，這些人把麵包一小批一小批地買來，然後一起送到會場上去。但警方從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麼名堂，因為這些人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務時偽裝成「夫·婦」，任務完成就分開，並且往往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地址。

　　為本書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雖已時隔50年，仍然激動不已：「這是忠誠和有紀律的組織工作的勝利。只要有一個奸細、一個叛徒或者發生一點疏忽，就會導致一場悲劇。這次勝利使進步人士大長志氣，使強大的敵人丟盡了臉。沒有党，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它也顯示出宋慶齡對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任。她依靠我們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會場——她如何離開在特務嚴密監視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預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車。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勝利。馮雪峰是負總責的，但他一個人能完成所有這一切嗎？」

　　宋慶齡在會議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講話^①，以歷史的眼光觀察現在和過去，並像局勢演變所顯示的那樣，正確地預見到了未來：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64—72頁。

　　「……中國早就在戰爭中，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問題了。……

　　「現在有句很流行的問話是：『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如何能夠與這樣強大的敵人作鬥爭而獲得勝利呢？』可是，我們祖國的歷史不是已經給我們一個回答了嗎？北伐戰爭教導我們：革命的武力遠勝於反動的武力，而且能夠以寡勝眾。中國的工農紅軍屢次與十倍於自己力量的軍隊作戰，而且取得了勝利。武裝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思想意識也有其作用的。……

　　「我們在進行著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時，必須為建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府而鬥爭。……」

　　在結束關於這次會議的記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這裡一提，那就是她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幫助了胡志明（當時用名為「阮愛國」）^①。早在1924—1925年在廣州時，她就認識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國人逮捕入獄，後經「國際紅色救援會」聘英籍律師辯護，1933年獲釋。出獄後他到上海，但發現很難同黨組織恢復聯繫，就向宋慶齡求助。她幫他同前來參加遠東反戰會議的法共領導人伐揚一古久列接觸，由此恢復了聯繫。

　　①見《宋慶齡怎樣幫助胡志明同志找到党》，《人民日報》，198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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