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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關於新聞界〗

  宋:新聞界完全聽命於當局。國民黨發表消息,說我是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我說了這個、那個,或者我和反動將軍們一同旅行,或者我參加了這個、那個委員會。當我出來否認時,他們就下令報紙不許登載我的聲明。

  蕭:當然,他們會這樣做!如果讓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就不得了了。但他們也有一些新聞專業上的藉口。你看,如果報上說我蕭伯納謀殺了我的丈母娘,那將是一條轟動的新聞,不是嗎?但如果我否認,說這是說瞎話,我今天早上還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們就認為這不是什麼好新聞了。

  〖關於斯大林〗

  蕭:一個不大在乎光講理論的人……一個實際的人,而當一項計劃實現了,他就說,「瞧,這是馬克思主義!」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我的意思是說,他星期一試驗一項計劃,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換另外一個計劃……他並不把理論當作追求的目標。他做到了,至於怎樣做到的,他不在乎。

  〖關於勞合·喬治

  ①勞合·喬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領,曾任首相。——譯者

  蕭:同我在一起的有羅斯曼利勳爵。他向斯大林建議邀請勞合·喬治訪蘇,因為勞合·喬治總是想取悅於他的聽眾……很快他就會發表革命的演說。

  〖關於自由〗

  蕭:什麼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國人讓印度人受到陪審團的自由審判。當陪審團宣告犯人無罪時,法官就撤銷這個判決,判他入獄。這些就是所謂的英國自由制度。言論自由?……唯一有價值的、真正的言論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讓工人和農民在受傷時有機會號叫,並改變一下使他受傷的條件。在蘇俄現在有的就是這種自由……

  〖關於蕭自己〗

  蕭:我早已死了。……年輕一代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忘掉我了。他們說我屬￿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但現在高爾斯華綏、哈代和穆爾都已經死了,他們倒記得我,他們叫我「老長輩」……

  ①約翰·高爾斯華綏(1867-1933年)、托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國小說家,喬治·穆爾(1852-1933年)愛爾蘭小說家,他們都是蕭伯納(1856-1950年)的同時代人,去世則均在蕭之前。——譯者

  以上是蕭伯納當天談話的片斷。

  熱誠的中國進步人士置身于嚴酷的鬥爭之中,看了蕭伯納的戲劇和其他作品之後本來希望他會對社會問題持更積極態度,但他卻顯得含糊其辭、言不及義,這很使他們失望。不過聽到他一些刺痛敵人的話,他們還是感到高興的。

  1933年夏秋,宋慶齡忙於準備和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大會。這個大會的召開證明了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上海組織雖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殘和一些叛徒的破壞,仍然保持著活力、勇氣和組織能力,因為具體的準備工作是他們擔任的。這次大會對於推動全國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本來是打算公開舉行的,事先發了不少預告消息。但不論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許。即使如此,宋慶齡同一些群眾仍然手持鮮花,熱情洋溢地到碼頭上去迎接國際反戰代表團。但所有其他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計劃是大會仍如期召開,但確切的。地點、日期和時間嚴格保密,直到大會結束。

  ①如宋慶齡以遠東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在7月2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宣佈「在這個委員會的國際倡導之下,決定於9月在上海舉行反戰大會」。(《中國論壇》,1933年8月6日。)見《為新中國奮鬥》,第60頁。

  ②本書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訪問了鄭育之。她是1933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以下的記述根據她的談話,大部分是原話。同時參考了《中國論壇》當時的有關報道和不少回憶錄。像這樣的事情,當時的記述雖距事件很近,但由於安全的考慮,某些主要的細節不可能像以後追記那樣毫無保留。其他曾參考的回憶錄中,有蔣曙晨對年逾八旬的黃霖(會議安全負責人)的訪問記。(《蔣曙晨訪問黃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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