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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四)動員抗日——1932年的淞滬抗戰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團結抗日已成為宋慶齡和全中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滿洲」),宋慶齡是在事變前一個月剛從歐洲經由東北回來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發動了海陸空立體進攻。對宋慶齡正如對全中國一樣,這裡產生了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準備抵禦外侮,反對蔣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蔣在下令將軍隊撤出東北後,又屈服於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區不駐中國軍隊。上海這個大都市沒有「和平地」喪失而是發生了英勇的淞滬抗戰,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們敢於公開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們要製造藉口以便派兵實行襲擊。他們要求中國駐軍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這就使他們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藉口。

  第二,中國當時在上海的駐軍十九路軍大多是廣東人,裝備很差,因為它不是蔣的嫡系部隊(蔣從不讓他的嫡系部隊去擔風險),但愛國情緒高漲,誓言要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並且後來證明他們有能力做到。這大滅了敵人的氣焰,並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是能夠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蔣介石在軍火、經費和增援部隊各方面都遲遲不給這次戰鬥以支援,直到戰局失利。於是他再次向敵人屈服。

  ①任何一本關於這一時期的嚴肅的歷史著作中都有詳細敘述。埃德加·斯諾的第一部書《遠東前線》(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頁)有生動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這部書比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要早許多年,正如年輕的斯諾本人一樣,沒有引起注意。但他的報道才能和尖銳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已嶄露頭角。

  在淞滬抗戰進行期間,宋慶齡以全付精力投入後援工作。戰鬥開始後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親往前線指揮部慰問。她們會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答應為眾多傷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務。在楊銓(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張病床的「上海國民傷兵醫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項、供應品和志願人員——醫生和護士都是無償服務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是位開明人士,他挑選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傷兵醫院。這房子有一個進口在華界、另一個進口在「中立的」法租界,傷兵從前一個進口入內而醫生、護士則可從後一個進口入內。手術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邊。

  ①何香凝不但身體強壯,精神也極堅強。她是一位中國畫的畫家、最喜畫虎,不是因為虎的兇猛而是因為虎的力量和無畏勇氣,所以她把虎轉化為國民革命精神的象徵。當蔣介石不敢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她送給他一條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軍裝,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據《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載《宋慶齡選集》,第54—55頁。有些材料據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醫院裡,幫助管理,慰問傷員。她很適宜於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經驗(20年代在廣州她擔任過紅十字會會長、在武漢設立過醫院並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也因為她關心別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愛好(在威斯裡安學院的「學生前途預測」中預言她會從醫入加上她的丈夫是醫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醫生——經常置身於戰爭之中。她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係。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並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①本書作者1985年2月在上海曾會見牛息生八旬高齡的遺孀。

  戰事臨近結束時,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高度讚揚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戰鬥。

  「人類惟有從奮鬥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只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

  「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今十九路軍於苦戰一月以後,猶能繼續抵抗……」

  與此相對照,她抨擊政府當局回避、甚至破壞這次作戰:「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真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裡求安。……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于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只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滅亡而已。」

  在戰場內外,鬥爭取得了各階層愛國民眾和一些懷著崇敬心情的本地外僑(主要是和中國同事一起志願服務的醫生)的幫助。

  在來自國外的聲援中,著名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了《對孫夫人呼籲的回應》。他寫道,援助中國是「無產階級在一項偉大事業中團結一致的表現」。不久,中蘇恢復外交關係。蔣介石這一行動是為了對日本施加外部壓力,而不是為了促進全國左右各派力量的團結抗日。

  蔣政權在阻撓了淞滬抗戰之後,悍然不顧全國的憤怒抗議(愛國學生甚至痛打了議和談判代表郭泰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國駐軍,並在全國禁止抗日運動。然後,這個政府轉而對它所真正關心的事情加強暴烈程度——對群眾運動的警察鎮壓、對中國紅軍的軍事鎮壓、組織新的密探和殺手團體「藍衣社」(有意識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相呼應)。

  ①見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54頁。

  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舉行起義,建立反蔣的政府,並尋求與共產黨合作反蔣抗日。共產黨當時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拒絕了這一提議——這一錯誤行動後來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判。(多年以後,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其他領導人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職。)

  在蔣管區,白色恐怖變本加厲並擴及所有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儘管《上海停戰協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趨高漲。因此,保障民權的鬥爭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中國的革命,也關係到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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