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84)_愛潑斯坦

八四

　　§（四）動員抗日——1932年的淞滬抗戰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團結抗日已成為宋慶齡和全中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滿洲」），宋慶齡是在事變前一個月剛從歐洲經由東北回來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發動了海陸空立體進攻。對宋慶齡正如對全中國一樣，這裡產生了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準備抵禦外侮，反對蔣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蔣在下令將軍隊撤出東北後，又屈服於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區不駐中國軍隊。上海這個大都市沒有「和平地」喪失而是發生了英勇的淞滬抗戰，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們敢於公開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們要製造藉口以便派兵實行襲擊。他們要求中國駐軍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這就使他們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藉口。

　　第二，中國當時在上海的駐軍十九路軍大多是廣東人，裝備很差，因為它不是蔣的嫡系部隊（蔣從不讓他的嫡系部隊去擔風險），但愛國情緒高漲，誓言要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並且後來證明他們有能力做到。這大滅了敵人的氣焰，並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是能夠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蔣介石在軍火、經費和增援部隊各方面都遲遲不給這次戰鬥以支援，直到戰局失利。於是他再次向敵人屈服。^①

　　①任何一本關於這一時期的嚴肅的歷史著作中都有詳細敘述。埃德加·斯諾的第一部書《遠東前線》（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頁）有生動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這部書比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要早許多年，正如年輕的斯諾本人一樣，沒有引起注意。但他的報道才能和尖銳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已嶄露頭角。

　　在淞滬抗戰進行期間，宋慶齡以全付精力投入後援工作。戰鬥開始後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親往前線指揮部慰問^①。她們會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答應為眾多傷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務。在楊銓（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張病床的「上海國民傷兵醫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項、供應品和志願人員——醫生和護士都是無償服務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是位開明人士，他挑選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傷兵醫院。這房子有一個進口在華界、另一個進口在「中立的」法租界，傷兵從前一個進口入內而醫生、護士則可從後一個進口入內。手術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邊。^②

　　①何香凝不但身體強壯，精神也極堅強。她是一位中國畫的畫家、最喜畫虎，不是因為虎的兇猛而是因為虎的力量和無畏勇氣，所以她把虎轉化為國民革命精神的象徵。當蔣介石不敢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她送給他一條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軍裝，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據《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載《宋慶齡選集》，第54—55頁。有些材料據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醫院裡，幫助管理，慰問傷員。她很適宜於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經驗（20年代在廣州她擔任過紅十字會會長、在武漢設立過醫院並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也因為她關心別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愛好（在威斯裡安學院的「學生前途預測」中預言她會從醫入加上她的丈夫是醫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醫生——經常置身於戰爭之中。她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係。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①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並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①本書作者1985年2月在上海曾會見牛息生八旬高齡的遺孀。

　　戰事臨近結束時，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高度讚揚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戰鬥。

　　「人類惟有從奮鬥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只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

　　「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今十九路軍於苦戰一月以後，猶能繼續抵抗……」

　　與此相對照，她抨擊政府當局回避、甚至破壞這次作戰：「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真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裡求安。……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于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只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滅亡而已。」

　　在戰場內外，鬥爭取得了各階層愛國民眾和一些懷著崇敬心情的本地外僑（主要是和中國同事一起志願服務的醫生）的幫助。

　　在來自國外的聲援中，著名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了《對孫夫人呼籲的回應》。他寫道，援助中國是「無產階級在一項偉大事業中團結一致的表現」。不久，中蘇恢復外交關係。蔣介石這一行動是為了對日本施加外部壓力，而不是為了促進全國左右各派力量的團結抗日。

　　蔣政權在阻撓了淞滬抗戰之後，悍然不顧全國的憤怒抗議（愛國學生甚至痛打了議和談判代表郭泰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國駐軍，並在全國禁止抗日運動。^①然後，這個政府轉而對它所真正關心的事情加強暴烈程度——對群眾運動的警察鎮壓、對中國紅軍的軍事鎮壓、組織新的密探和殺手團體「藍衣社」（有意識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相呼應）。

　　①見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54頁。

　　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舉行起義，建立反蔣的政府，並尋求與共產黨合作反蔣抗日。共產黨當時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拒絕了這一提議——這一錯誤行動後來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判。（多年以後，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其他領導人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職。）

　　在蔣管區，白色恐怖變本加厲並擴及所有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儘管《上海停戰協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趨高漲。因此，保障民權的鬥爭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中國的革命，也關係到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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