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83)_愛潑斯坦

八三

　　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爾格間諜集團」（它是反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敵人法西斯國家的）受到了譴責。譴責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殘餘，而是美國官員——代表戰勝國的盟軍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處長等人。他們的根據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檔案。他們同後者的立場是相仿的。當時他們回過頭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動污蔑為「間諜陰謀」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產黨人以及保護他們的所有活動都是何等危險！

　　宋慶齡認識和敬重左爾格，認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並曾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慶齡在讀了戰後出版的一本關於左爾格的書後對本書作者這樣說。

　　潘漢年是上海地下党領導人，同宋慶齡熟識。在30年代，他負責安全工作，對付白色恐怖，同社會各界有極廣泛的接觸以揭露和孤立反動派。他的命運也慘。解放後他任上海市副市長，不久被捕關押。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們認為他對過去地下任務所要求的各種複雜關係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後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評價。

　　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當時對中國人來說，站出來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產黨人帶護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不少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魯迅和著名女小說家丁玲；在左派國民黨方面有党的元老、詩人柳亞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國際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語堂（他最終成了極右派）。在委員會宣言上簽名的還有中國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國際知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可惜他太『實用』了，所以適合他時就轉變立場人甚至於在以前的中國政府中擔任過內閣總理和外交總長、在國民黨文官系統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觀點一般說來是右的）顧維鈞也表示支持。

　　委員會中的外國成員用於多種國籍。在上海的外國新聞記者有當時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諾，上海（大美晚報）主編T．O．撒克裡（他後曾主編《紐約郵報》），上海《大陸報》記者（後到《紐約時報》工作）蒂爾曼·德丁，甚至還有像《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利特·阿本德這樣的極端保守派，還有喬治·菲奇（他在外國基督教育年會工作，以後成為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

　　在委員會中同宋慶齡緊密合作的積極分子中有兩位美國人，即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哈羅德·艾薩克斯（伊羅生）（當時任左翼的《中國論壇》主編）。

　　獲得這樣廣泛的支持決不能歸因於「陰謀」。這是由於對白色恐怖以及外國租界警方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的普遍厭惡（後面一點使中國人更加怨恨，也使許多自由主義的或僅僅是心地正直的外國人反感）。不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外國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審的權利——都被視同廢紙。對牛蘭夫婦作出的野蠻判決（死刑）使人感到震驚，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吉米，這也贏得人們的同情。

　　在當時的中國進步分子中間，營救牛蘭夫婦一事使他們的情緒非常激動。他們把來自外國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擔他們的危險和犧牲，現在帶來這種支援的人遇難，他們就理應出來營救。（對於牛蘭夫婦隨身攜有多國護照並有多處住所，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懷疑之處，因為蔣介石到處抓人迫使反對他的中國人也不得不採用類似的計謀。）此外還有當時世界局勢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即使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一下子從大事吹噓的繁榮跌落到普遍的貧困，到處是失業和混亂。與之相對照，蘇聯的景象卻是在貧困和破敗中迅速進行經濟建設、蒸蒸日上。蘇聯的成功即使懷疑論者也不能不看到，它顯示出用另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可行的。不僅在工人和失業者中間，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階層（特別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蘇聯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懼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產黨人站出來擔當了比資本主義更具威脅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義的最大對手。法西斯主義不是致力於為資本主義找尋出路而是使資本主義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謂「赤色危險」，實際上則摧毀一切民主並在國際上準備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約」——以後變成侵略性的「軸心」。此外，有一點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夠掌權是因為從中間派到左派的團結不夠，而聽信關於所謂「赤色妖怪」的宣傳太多。善良的人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越來越覺得不應該懼怕同共產黨人交往。相反，他們樂於把這樣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作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麥克卡主義有所謂現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試圖使人忘記這段歷史，並再一次用「反共」來代替「反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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