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74)_愛潑斯坦

七四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國：一場短暫的暴風雨

　　宋慶齡1929年循陸路從歐洲回國，5月6日過莫斯科，轉乘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在5月16日抵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次日到瀋陽。這一地區的首腦、軍閥張作霖之子「少帥」張學良在官邸宴請了她。日本人原來是支持張作霖的，但在1928年卻謀殺了他。張學良因此轉向蔣介石，希望蔣幫助他抵抗日本。但蔣卻把他推上反蘇的道路，這一年，東北軍同蘇聯發生了武裝衝突。

　　到1931年，當日本侵入東北（外國當時通稱為「滿洲」）時，蔣介石卻下令「少帥」不抵抗。幾年之後，在成為時局轉折點的1936年西安事變中，已失去耐心的張學良強制扣留了他的名義上的統帥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內戰、抵抗日本。歷史的發展是有其邏輯規律的，只是需要時間罷了。

　　當時，在1929年，儘管宋慶齡是反對軍閥的，也許由於她感覺到「少帥」有真誠的抗日情緒，她同張的會晤是相當熱烈的。她在哈爾濱發表的聲明中曾稱蘇聯是中國唯一的真正朋友，這可能是為了勸說張學良放棄反蘇的行動。張採取這些行動是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蔣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國所迫的。宋慶齡善於交友，她同「少帥」夫人于鳳至相處特別融洽，於也要去南京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慶齡繼續前行，過了山海關就進人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區。在天津，她的繼子孫科、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和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到站迎接。傍晚到達北京，即驅車赴香山碧雲寺在孫中山靈前獻花。孫的遺體自1925年後一直存放在寺內。

　　她當時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在這裡，她作為一個極度哀傷的年輕遺孀，曾經痛悼她的丈夫，並且保證要捍衛和推進他的事業，完全沒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會是這樣滿布荊棘、血跡斑斑。現在，她又回來了——她仍然年輕，但已是一個老戰士了，經歷過許多「為建設和拯救國家而進行的嚴酷戰鬥」的考驗，並且準備去迎接更多的戰鬥。在1925年她哀悼孫中山時，她同她的家庭、同國民黨是一致的。現在，她已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斥為孫中山的叛徒，並決心要把孫中山的旗幟從這些篡奪者手中爭奪過來。

　　5月22日，她在碧雲寺參加孫中山遺體改殮鋼棺儀式，「哭泣甚哀」。^①

　　①上海《民國日報》在次日（5月23日）曾有報道。此處及其他有關活動的日期均見《宋慶齡年譜》。

　　5月26日，她護送馬拉的靈車去北京火車站，隨行人員中新增了以名義上的共和國主席林森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專員，沿途30萬群眾默哀致敬。

　　兩天后靈車到達南京，蔣介石到站迎接。孫中山靈柩隆重安置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三天內各界公祭。三天后舉行家祭，宋慶齡引領孫、宋兩家家人行禮。蔣介石特別注意出席這次家祭，因為他要樹立這樣一個形象：即，他不僅是孫的政治繼承人，還是孫的親屬。帶有諷刺意味的是，後面這個身份他是通過宋慶齡才得到的，因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6月1日，孫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舉行。宋慶齡主持了封棺和封閉墓門的儀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離開別人、甚至她的家屬，堅持完成這長時間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儀式，眼看著孫的靈柩穩妥地安放進耗資百萬的墓穴，然後就返回上海莫裡哀路寓所。」這是美國合眾社記者蘭德爾·古爾德的簡潔描述。^①《紐約時報》記者亨利·米塞爾維茨的報道中說，她「獨自站著，旁邊沒有人攙扶。」^②

　　①蘭德爾·古爾德著《孫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載《民族》雜誌，紐約，1930年1月22日。
　　②1929年6月1日電訊。載亨利·法蘭西斯，米塞爾維茨著：《巨龍醒了》（英文），第243—44頁。

　　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曾參加這一大典，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的一些細節：「我們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階的一邊。宋慶齡從石階的中央逕直登上。蔣介石和他的副官們在她的另一邊。她不同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讓蔣扶著她。」^①

　　①1986年4月12日艾黎對本書作者的談話。這是艾黎第一次見到宋慶齡，以後他們在工作上有聯繫並建立起友誼，長達半個世紀。

　　米塞爾維茨還報道說，「士兵、水兵、男女童子軍、憲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畢，以便「悄悄地對付一沉默的、聚集起來的人群」。送葬隊伍中有「中國官員、外國使節、軍隊和其他一些人。」靈柩是由「苦力」抬運的。墓穴只對「經特別邀請的人士」開放。^①

　　①見米塞爾維茨前引書。

　　確實，所有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舉行的出殯儀式大不相同，後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慶齡稱這次奢華的儀典是「是我們的希望和犧牲所行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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