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70)_愛潑斯坦

七〇

　　◎第十章在柏林：1928年

　　在德國，宋慶齡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不像在蘇聯那樣，是一位國賓——這是鄧演達在柏林對章克著重交待的一點、她不期望從德國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顧，更不想同中國公使館^①發生任何關係（不久蔣作賓被委任為公使，蔣在1927年12月曾與宋慶齡等人一起，為武漢臨時最高權力機構「臨時聯席會議」成員，後投向蔣介石）。她也避免會見到柏林來的國民黨高級政要。這些人出於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漢國民黨的前主席汪精衛，他在同蔣介石合流之後才幾個月就被後者一腳踢開了。另外一個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他也是從武漢投奔到蔣介石那裡去的，此刻還得蔣的歡心，但沒有維持多久。

　　①注視著中國事務的美國大使舒爾曼報告了他們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開他們的不安心情。舒爾曼1928年5月27日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說，「孫科昨抵柏林……他的繼母從她的隱居處消失了……可能己聽到了他來的消息。」他還報告說，孫科「因從政而發財了，而孫夫人在這裡（柏林）的生活卻很節儉，甚至可以說清貧。」

　　宋慶齡在等待的是那些還沒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革命核心小組」。

　　鄧演達告訴章克，「自從雷娜·普羅梅去世之後，一直沒有人幫助孫夫人處理日常事務。我要你來就是為此。你來了，我很高興。這也是為革命、為國家做工作。」

　　宋慶齡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號^①，是租的房子。她對年輕的章克說，他應聽從鄧演達的指導，鄧過去在柏林住過、上過學，對這個城市比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幫助她之外，還能幫助鄧收集資料，以便研究中國的土地和農民問題——「我國革命的關鍵」。她又告訴他，會有更多的朋友從國內來到這裡。他們為了避開蔣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須繞道而行。

　　①這個地址是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的。請參看第九章有關部分。
　　②1925年在柏林時，鄧演達曾同朱德（後任紅軍總司今）在一個革命研究小組，朱當時也在那裡留學。

　　章克對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憶有助於瞭解宋慶齡當時在柏林的情況。

　　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在柏林大學的圖書館裡，尋找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農村方面的資料，供宋慶齡和鄧演達用，因為這些資料對中國可能有參考價值。

　　每天上午11點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幫助做家務。下午1點，他們到坎特街上的飲食店去吃一頓簡單的午餐，通常是德國人叫「格但克」的客飯，有點肉、土豆（或米飯）和蔬菜，每份1馬克。飯後散散步，同時買東西，然後來回住所，他到大學會上課（一個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德語課）。傍晚，他又到來住所去幫助做些文書工作，宋請他吃完晚飯再回宿舍。

　　宋慶齡幾乎每天都要同鄧演達在一起商談和工作一兩小時。除了政治方面的談話和研究外，她還請他幫助她提高中文寫作能力，因為她主要受的是外國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寫作有困難。為了給她找些範文，他到柏林中國留學生那裡去搜尋「五四」時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陳獨秀、李大釗和惲代英的文章，因為這些革命者同時又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他向她指出他們怎樣在寫白話文時運用典故和成語——它們有助於生動有力的表達。

　　宋慶齡這時已是一個世界聞名的人物，但她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卻是這樣的虛心，像一個勤奮的女學生那樣做她的作業。對這一點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許多練習和習作請鄧演這批改，開始在中文寫作上取得進步。多年以後，周恩來曾稱讚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風格。

　　這裡對鄧演達作一點補充介紹。他當時是34歲，瘦長，坦率，有軍人風度（他從小就受軍事訓練）。他為自己樹立起堅強的革命信念，並尋找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除了社會、戰爭和政治，他還對文化有興趣。他認為中國的新民族文化應擺脫陳舊的封建模式，但也不應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個性解放、又要有集體精神（社會主義精神），以適合中國的革命目標和未來的物質發展。^①

　　①鄧演達著《新藝術的誕生》（1927年4月、5月）、《中國內戰和文化問題》。

　　正如宋慶齡所預期的，從國內來的朋友們陸續在柏林聚集。最初到達的人中有數學家鄭太朴和進步的佛教大師大虛（應邀到海德堡大學講課，他的觀點近乎幾十年後的「解放神學」）。後來又來了葉挺等政治人物。他們帶來的消息是，蔣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毀所有進步的事物。但人民起義雖屢受挫折而從未停止。國民黨最高層表面上團結在蔣介石周圍，但由於爭權奪利而來的新的分裂正在擴展。許多人希望宋慶齡和鄧演達能很快回去，幫助那些保持今節的進步力量凝聚起來，採取新的行動。

　　所有這些臨時流亡國外的人都要求總結1924—1927年革命的教訓——特別是導致失敗的客觀和主觀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現。他們也希望結合中國的路線，研究蘇聯和共產國際政策中的路線。蘇聯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應該給誰？是給重新建立的、採用淨化了的和再度賦予活力的形式的國共合作，還是只給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在中國內部及國際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鄧演達主張，在中國革命的未來階段中，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制訂出一個以土地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綱領。1926—1927年的北伐勝利沒有農民群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農民之所以能夠動員起來是因為他們相信國民黨打勝之後就會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革命的流產、失敗、遭到鎮壓主要是由於限制農民行動的錯誤和壓制農民的罪行。對鄧演達來說，這些思想並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時，他就積極地在軍隊開進之前開展當地農民的組織工作。^①在這些事情上，周恩來後來認為他的看法同毛澤東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這一點在西方學術文獻中也有記載，如《共和中國人名詞典》（英文），第3卷，第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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