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71)_愛潑斯坦

七一

　　鄧演達告訴來訪者說，他和宋慶齡正在仔細研究中國的土地問題，並希望國內的朋友們也這樣做。以他們的新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所要採取的「行動」，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這是由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體條件和革命需要。當然，中國必須向蘇維埃革命學習，但在實踐中必須自辟蹊徑。

　　歷史將顯示，鄧演達此時關於需要瞭解中國的具體情況並由這些具體情況出發來開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堅實根據的。但他稍後堅持以「第三黨」來取代國共兩黨，證明是不切實際和沒有結果的。宋慶齡儘管尊重和欽佩他，卻依靠共產黨作為實現所求變革的主要杠杆。

　　在柏林像在莫斯科一樣，宋慶齡受到在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各種衝擊，又受到來自西方和中國反動派的壓力。她繼續保持鎮定，以繼續堅持自己的一貫立場，顯示出她的原則性、政治判斷力和處事才能。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1929年5月美國的一個廣播網通過文森特·希恩要求她到美國去發表一系列廣播講話和在公眾場合露面。希恩敦促她接受，因為她可以借此機會把中國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並且可以用廣播公司答應付給的5萬美元報酬作為她進行政治活動的經費。宋慶齡在同鄧演達商量之後拒絕了這個要求。她向章克解釋說，如果她去，她會落入一個有利於蔣介石和支持蔣的美國政策的陷阱。她可能通過談話或沉默表現為接受蔣政權的合法性。而這筆由美方提供的收入也不是為革命籌集資金的好辦法。章回憶說，希恩為此大發雷霆：「我真猜不透她。她會有一個講壇。重訪她所喜歡的朋友和地方，得一筆用自己的工作賺來的錢。這有什麼不合適的？！」

　　不合適的是，宋慶齡所懷疑的陷餅確實存在——現在能夠得到的文件證明了這一點。

　　1928年6月16日美國大使舒爾曼從柏林「致國務院的絕密報告」說：「美國著名的巡迴演講主辦人L．J．艾伯先生向孫夫人提出簽訂在我上次報告中提到的那個合同。希恩先生說，孫夫人應按合同淨得5萬美元……這筆款項她可能會捐獻給『事業』。希恩還說，宋慶齡正『在考慮接受這個提議』。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認為她在美國的講演將會具有任何很顯著的政治性質。她有這麼多的近親同目前的國民黨運動有關係，這將使她難以對之進行攻擊。」^①（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①美國駐德大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致國務卿（華盛頓），1928年6月13日。

　　大使的報告（現加上其他材料）顯示出宋慶齡在歐洲的行動受到了美國外交官的密切監視。舒爾曼還同意把報告「副本送駐北京公使館」，結果很可能是把消息傳給美國所偏愛的蔣介石陣營中去了。這裡應該提起，舒爾曼幹這類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廣州他曾提議在孫中山和北洋軍閥之間進行調停，從而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喪失銳氣和蘇聯的引導。

　　事實上，有不少美國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設法把宋慶齡挪向蔣介石一邊，至少使她對蔣的反對不要那麼強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來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學校長，在20年之後出任美國駐國民黨中國的最後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動中結識了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從小就看著慶齡長大。他甚至於知道慶齡對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帶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過「她的忠誠的秘書、一個燕京的學生（司徒語）章克找到她。司徒還寫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後，她已決定……俄國的共產主義對中國來說，不是萬應靈藥，所以帶著她的部屬撤到柏林，在那裡我在約一年之後見到了她。」^①章克對這段話提出了疑問。在章的記憶中，宋慶齡在柏林沒有會見司徒，而是回避他，曾對章說，司徒像極大多數傳教士一樣欽佩蔣介石，所以很可能是為蔣辦事的。她不接見司徒，而是把一張她親筆簽名的、同孫中山的結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給他。至於司徒所寫的歸之於宋慶齡的那些話，實際上她從來沒有找尋什麼「萬應靈藥」，也從來沒有對蘇聯和中共表示過否定態度（這一點正是蔣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儘管如此，他們企圖在宋和蘇聯及中共之間製造不和的嘗試從未中止過。

　　①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傳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英文），第116頁。

　　關於宋慶齡的處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曾這樣寫道：「她肯定是歐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個……因為獲勝的國民黨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趕出中國，而是軟硬兼施地阻止她離開中國。即使到現在，他們還在找她，希望勸誘她回去分享他們的榮耀。

　　「但是，她即使境況桔據……卻避開那些被派來請她回去過富裕尊榮生活的使者。她把他們所要提供給她的榮譽看作是對她丈夫的主義的背叛……在中國全國各地……開會之前都要向孫逸仙博士遺像行三鞠躬禮……通過家庭的關係以及通過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她拒絕了，她在政治上斷絕了同家庭的關係——對一個中國婦女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行動。她打電報給她那位得勝的妹夫，譴責他同俄國斷交並鎮壓農工，並聲明她如回國將不是去參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眾。

　　「與此同時，流言蜚語不斷。她那些過去的同事收買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個著名的中國革命者來找她的都被造謠說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認識的中國人中最美麗文雅、仍在最動人的三十以上年華的這位婦女，由於她自己過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過未來的寂寞歲月。但是，謠言跟隨著她，儘管這些謠言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根據……」

　　美國官方檔案還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況。舒爾曼公使固然在設想宋慶齡到美國巡迴演講會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處，但另外一類人卻強烈反對。這類人總是反復出現，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症的右翼分子，他們既對「赤色宣傳」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國人有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

　　持這樣的觀點的一位波士頓婦女埃塞爾·B·麥金尼，在1928年7月10日給華盛頓主管簽證事務的部門寫了一封信：「你是否知道，中國和莫斯科的孫逸仙夫人已訂定在下一季度到這個國家來作演講？……我今天已辭去設於波萊斯頓街（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80號的艾伯一威克講演服務公司特別代表的職務，因為我不僅不願意請這位夫人到我們的俱樂部和學院去講演，也不願意同一個請她來講演的組織保持關係。我對我自己的國家實在太忠誠了，我不能同一個在過去歷史上與赤色活動有如此多瓜葛的人發生任何接觸。

　　「是否可能你已批准她入境，因為我聽說一切都已疏通好了。……有一個可能與此事有關的人問我，就這麼一個30來歲的年輕女人，即使她過去曾參加過本國的革命，她會有什麼樣的腦筋在這個國家製造麻煩？任何一個稍為知道一點遠東事務的人都明白，她的『腦筋』沿著某些渠道是相當活躍的——在我看來，對我們那些容易受影響的學院和俱樂部婦女來說，也許是太活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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