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69)_愛潑斯坦

六九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屠殺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憤恨，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內「左」的和教條主義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項決議中譴責同國民黨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①從廣義上說，這是一個歷史的真理。但從狹義上來解釋，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為在中國共產黨外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種形勢下，宋慶齡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應，儘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一員，力圖把其他左派團結起來，並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同中共的合作，作為實行孫中山遺教的一部分。

　　①《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11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25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

　　對中共來說，拋掉國民黨的旗幟、獨立領導革命，這從歷史進程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否定同任何類型的國民黨左派聯盟就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決議中宣稱，國民黨各派都已完全反動。它斥責鄧演達所組織的「第三党」是鄉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工具，須對之作無條件的鬥爭。推出一個「第三黨」是有問題的——宋慶齡也沒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鄧演達和他的團體硬說成是反革命（他們並非反革命）、甚至說他們支持封建階級（他們實際上是支持農民）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成立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有一個認識、揚棄、再認識的過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這方面犯了過分右傾的錯誤，放棄主動權和領導權，使黨處於從屬地位，結果付出了血的代價。後來，儘管進行了英勇的鬥爭，黨有一段時期實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聯盟，使自己處於孤立狀態並喪失了不少機會，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只有在一支強大的武裝核心力量同一項廣泛的聯盟政策（在党領導下的聯盟）結合起來之後，才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勝利建立。

　　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錯誤，特別是在同鄧演達的關係上，後來周恩來曾以自我批評精神作了檢討。^①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7—187頁。

　　在這類「左」傾偏向的影響下，以中共為一方、宋慶齡及鄧演達為另一方的關係，在後者在莫斯科時已顯緊張。在他們因各種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學講話時，一些「左」傾的學生黨員曾攻擊孫中山的主張不夠徹底。據說，宋慶齡「當場予以」駁斥並嘲諷他們患了『左傾幼稚病』。」^①對於鄧演達，那些年輕人「用開閉電燈和腳跺地板」^②來打斷他的講話，因為他引用1927年失敗的教訓來反對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規定戰略戰術，還爭辯說，中國的革命者應該分析他們自己的處境並據此採取行動，同蘇聯保持親密的同盟關係而不是從屬關係。

　　①見屈武著《操比金石節幣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1981年6月4日，輯入《宋慶齡紀念集》。屈武是國民黨左派，當時在莫斯科上學，以後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主席。「『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病」是列寧用的名詞，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題目。
　　②見盛嶽普《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65頁。

　　前面已經談到，正是這樣一種態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惱怒。經過這些事情之後，宋慶齡和她的朋友們離開了蘇聯。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對蘇聯和蘇聯人民產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國途中經過莫斯科時，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滿懷激情地寫道，「回到這裡真是高興。這裡的生活充滿了樂趣和活躍的氣氛……我要離去真有點依依不捨，但我還沒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來。」^①

　　①宋慶齡自莫斯科致傑西·勞埃德（後改姓奧康納）（在紐約），1929年1月21日。

　　28年之後的1957年，她雖然還不是中共黨員，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一員去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寫給本書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榮莉的信中說，「我真希望你們同我一起在這裡觀賞一切精彩的景色、會見許多新的朋友。」她還把莫斯科稱作「我最喜歡的城市。」於孤立的中國共產黨人開闢了什麼前景？這個前景就是剩下來的共產黨力量的可怕崩潰和墮落為冒險主義。」

　　關於被他看作必要條件的「戰爭或革命」，他解釋道，他指的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對蘇聯的戰爭。至於「革命」，他的看法可以從下面的一連串反問中知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起來造反？是不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得到足夠的時間來治好它的創傷？或者因為頹喪虛弱的共產黨已經有時間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經保證他什1同全國革命群眾的聯繫了嗎？罷工已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嗎？總罷工已把無產階級推向起義了嗎？……」

　　從這樣一些前提出發，托洛斯基論證中國農村群眾的奮起和中共（在他看來已經「頹喪」）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軍隊及根據地，是冒險主義的、註定要失敗的，且毫無革命意義。

　　以上引文據《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載利昂·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顧》（本文）第226-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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