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66)_愛潑斯坦

六六

　　1926年末和1927年初，兩派學員之間的分歧由於北伐勢如破竹、大家都歡欣鼓舞而隱沒下來。1927年3月，當上海工人起義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幾乎所有的學員都奔上街頭，高呼「上海是我們的！」，狂歡慶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參加進來。在那些日子裡，每一個在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會被人稱作英雄。「上海無產階級萬歲！」和「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聲溶合在一起，因為蔣介石是軍事指揮員。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蘇聯城市——列格勒、哈爾科夫、基輔、敖得薩、海參崴——和一些西方國家，也都舉行了示威遊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歐洲遭受阻礙和挫折、1926年英國的總罷工也失敗了，但現在看來在東方卻正在復興。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變了。上海工人曾經為蔣介石成為一個解放者鋪平了道路，現在當工人們上街歡迎他的時候，他卻向他們開槍。在莫斯科的學員中，親蔣的都陸續回國了，許多人被派到特務機關工作，因為他們對左派的瞭解「很有用處」。左派學員們仍留下來，其中有17歲的蔣經國。在一次集會上，他宣佈說，「我不再是蔣介石的兒子……作為革命者的蔣介石已經死了。他不但是中國工農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這些話在《消息報》上發表後使他成了一個新聞人物——「老子反革命、兒子革命」的範例。

　　到了這一年7月，當武漢國民黨不讓蔣介石專美於前、繼起鎮壓和屠殺革命群眾時，在中山大學和其他任何地方，國共分裂就絕難避免了。

　　使事情複雜化的是蘇共黨內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間的鬥爭，而且同「中國問題」交織在一起。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關係，還曾請他來校講話斯大林也對學員們做過報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蔣介石叛變之後。武漢汪精衛叛變之前，他回答了學員們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危機及前景的10個問題。^①這一年11月間，托洛斯基和他的幾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內）被開除出黨。（這樣的事情很快就為外國革命學生知道，因為按照當時蘇聯的作法——以後就改變了——外國革命學生都被邀請參加蘇共的活動，甚至旁聽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進行了公開爭論。）

　　①據《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載《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頁。

　　11月7日，在紅場上舉行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遊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幟和標語，有人就去撕搶，中國學生中支持雙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後，有些中國學生也被開除了。拉季克的繼任人帕維爾·米夫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登上舞臺，充當錯誤的清洗者和正統的保衛者。在越來越濃厚的猜疑氣氛中，他們給一些學生扣上「反對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學生說成「動搖分子——在他們眼裡幾乎沒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儘管有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在蘇聯國內的政治氣氛中仍然充滿了對革命的忠誠和熱情，特別在年輕人中間。宋慶齡對此印象很深。她到達蘇聯不久為蘇聯讀者寫的一篇文章^①中說：「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們在中國……還沒有像你們這樣把他們組織起來。現在我們也必須動員我們的青年了，因為他們才能確保我們的勝利，完成我們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青年與革命》（1927年9月），載《為新中國奮鬥》，第23—24頁。

　　「孫中山經常瞭解到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青年的熱情和支持。……他時常不得不請那些事務繁忙的人等上幾小時或幾天——但從來不讓青年學生或那些年輕、熱情而誠樸的工人和農民等候他。對於這些人，他的門永遠是敞開著的。如果有人抗議說：青年們年輕，有時間等待。他就會回答說：國民黨的主義只有中國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領導者們……有的死了，有的動搖了……

　　「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過去幾個月中，老的領導者們叛變了。許多十五年前同孫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經加入了反動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領導者們，他們始終拒絕妥協，始終對抗反動派，雖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強大，他們仍是會勝利的。」

　　幾乎可以肯定，她這樣說的時候所想到的是像鄧演達（當時32歲）這樣的人以及她在廣州和武漢曾遇到的她的同輩人如周恩來（當時29歲）、毛澤東（當時34歲）。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她以一種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語氣寫道：「這些年輕領袖們，有許多也會變得衰老，因此他們必須把革命的火炬傳給今天還在學校與工廠中的男女青年們。……中蘇兩國的青年團結起來……就能產生創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儘管中山大學的學員們在宋慶齡抵達莫斯科時集體出來歡迎她，但有許多因素使雙方保持距離。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貶低孫中山，這是她不能接受的。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事業，她已同他們斷絕關係。在蘇共黨內爭論中捲入較深的學員又想從她的嘴裡得到一些對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為新來乍到的人、又是這個國家的客人，不便說話。關於她被邀請去中山大學的事，說法不一，就我們所知，她去過一次。鄧演達曾代她去過一次，據說被轟下講臺，轟他的是託派還是新教條主義者則誰也說不清。

　　使她感到同樣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風浪影響到了她同曾在廣州和武漢同過事的俄國摯友們的關係。前面已經談到，她同鮑羅廷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了。

　　她所主要關心的事始終還是中國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國局勢的變化作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部打擊對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時間同鄧演達和陳友仁一起檢討國內的局勢。他們自省：真正忠誠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應該得出什麼經驗教訓？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最終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國民黨組織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蝕和欺騙。因此，首要的任務是把餘剩的國民黨健康力量——開闢未來的核心——很好地組織起來，不讓機會主義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們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在此之前，他們曾爭辯過要不要用「國民黨」這個名字，因為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之後，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們最後還是決定不讓孫中山創建的黨的旗幟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孫中山的最後遺教作為建黨的重心。「行動」一詞則是表示，鬥爭決不僅僅是口頭的交鋒。

　　宋慶齡在蘇聯期間，經常把自己說成是「國民黨左派」或「革命的國民黨」，兩者交叉使用。^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蘇聯婦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個中國婦女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國民黨」；在9月6日發表的三個聲明中，其中一個的提法是「革命的國民黨一，另兩個是「國民黨左派」。見（為新中國奮鬥》，第12、13、14、17、18、19頁。

　　這時，在中國國內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動。在1927年9月19日所寫的《中國目前的形勢》一文中，她指出，「我們已經聽到在名義上受反動派控制的地方發生暴動的消息。在目前，這些暴動似乎是分散的，這裡一起，那裡一起。但是釀成這種暴動的酵母卻遍佈國內各地。」^①

　　①上引書第20—21頁。

　　這些暴動中有兩次——雖然為時短暫——後來證明成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經談到的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紅軍——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由此誕生。奇異的是，這次起義的地點南昌就是幾個月前蔣介石建立他的第一個自立山頭的右派總部的同一個城市。起義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25名成員中——這裡不妨重提一下——有宋慶齡。

　　幾乎同時發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參加者是各地農會倖存下來的骨幹分子和安源煤礦罷工工人。他們很快同南昌起義部隊中倖存下來的、經過鍛煉的戰士們會合，組成紅軍的核心，並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制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個戰略最後導致中國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爭論中，關於中國的某些觀點雙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證明基本上是錯誤的。他認為，中國革命在1927年失敗後，幾十年也恢復不過來，而且否定農民在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當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後），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義和湖南秋收起義，把它們說成是毫無希望的拼命行動。1929年，在這些起義所發動的力量生存下來並不斷增長之後，他仍然這樣寫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起來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來是賀龍和葉挺（兩人都是南昌起義和廣州公社的指揮員）冒險主義行動的翻版。……這一起義——在沒有戰爭或革命的情況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