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67)_愛潑斯坦

六七

　　但對於當時來說，這個勝利還是很遙遠的事情——還要經過以後長達22年的三大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個局勢是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抗爭的星火還極微弱。這使宋慶齡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講話中所充滿的對最後勝利的信念更加突出。這一信念的來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國人民的重要階層的覺醒——這一點對她來說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轉的：「過去兩年來，在廣州、長沙、武漢和華南、華中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遊行的婦女，已經不是兩年前的婦女了。

　　「現在的工人和兩年前不同了。他們懂得組織了，並且一度得到過政權。農民也不同了。他們懂得了靠自己團結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軍閥的剝削……中國人民大眾都懂得了悲慘的日子不是註定的，通過革命可以換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這一種認識保證了勝利。」^①

　　①《中國目前的形勢》，載《為新中國奮鬥），第20頁。

　　在這裡沒有一點關於所謂「中國革命的悲劇」的暗示。這場「悲劇」是當時許多論著的主題，對於中國革命的假設的死亡，有的作者傷心、有的作者高興。對宋慶齡來說，他的長遠觀點是，中國革命儘管備受挫折、也犯過錯誤，但它的生命力是決不會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動中表現出這一點，她就將在此後加以支持。任何對此反對或動搖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譴責。

　　她在蘇聯的6個月勾留，總的說來，給了她無窮的鼓舞。但在這段時期內，她也遇到了複雜的情況，還由於在蘇聯和在中國的一些事件而使她個人受到了深重創傷。特別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強中國革命力量的團結並獲得蘇聯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現在在蘇共黨內、共產國際內部、在蘇聯的她的同胞們中間都出現了不團結。

　　因此，她開始感到莫斯科在當時對她來說不是最適宜的地方並在1928年春前往德國。

　　在不少著作中都記載著在此之前她曾短期離開蘇聯，於1927年12月去布魯塞爾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壓迫鬥爭大同盟」（簡稱「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國際會議，這個組織還推她為名譽主席。在它的主席團名單中還有愛因斯坦、尼赫魯等世界名人和高爾基（蘇聯）、巴比塞（法國）、羅曼·羅蘭（法國）和辛克萊（美國）等名作家。

　　這次旅行過去都認為是事實，但本書作者核查了當時出版的兩份布魯塞爾報紙，證明宋慶齡在1927年12月並沒有到那裡去。共產黨報紙《紅旗》和資產階級報紙《晚報》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報道說，宋慶齡發來了一個電報，本人沒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與會，因為大會討論到正處於反革命苦難中的中國時，總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爭。

　　①這兩份報紙的複印件承比中友好協會提供給本書作者。

　　由此可見，她第一次認識尼赫魯也不是像有些書上寫的那樣，是在這次大會上。尼赫魯自己回憶，他在20年代曾見到「這位高雅的夫人。自從中國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後，她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火焰和靈魂」，他只同她談了「短短的半小時」，但從此「一直抱著同她再見的願望，因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給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寫到了宋慶齡給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書作者研究結果，弄明白了他們的相識不是在布魯塞爾，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魯1938年給宋慶齡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時同您短暫相見，已有11年多了，但從那時起我一直保存著關於那次會見的生動而愉快的記憶。」^②而在他的自傳中記錄著他「在（1927年）11月對莫斯科作短暫訪問，那是在慶祝蘇聯國慶10周年的時候」。^③他們兩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見，那時尼赫魯已是印度總理，他訪問了北京，而宋慶齡則是在1955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身份訪問印度，受到尼赫魯為她舉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歡迎。

　　①尼赫魯著《中國、西班牙和戰爭》（英文）。
　　②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魯致宋慶齡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們互致的一封電報承尼基爾·查拉瓦爾德（一位老新聞同業）在1989年複印後寄贈給本書作者，這是其中的一信。
　　③《尼赫魯自傳》（英文），第164頁。

　　但在此之前，他們曾在若干進步活動中合作。^①他們也斷斷續續地保持著通訊聯繫，信中所表達的熱誠從下面這段話可以看出。尼赫魯1938年給宋的一封信中寫道，「您也許記得，大約11年前您曾寄給我一幅您和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視同珍寶，掛在我的房間裡，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總要看它。」^②這些往來信件在本書中會多次提到，它們是關於中印人民友好歷史的寶貴文獻。

　　①尼赫魯先後贊助了宋慶齡于30年代初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衛中國同盟」。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派遣醫療隊來華。
　　②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至於在莫斯科的中國人處境之艱難可以用鄧演達的經歷做例子。

　　在同共產國際和蘇聯官員們會談時，他過分堅持中國革命進程的獨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統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終堅定地主張中蘇結成革命的聯盟。很明顯，曾經作出巨大的努力爭取他贊同在莫斯科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觀點——莫斯科有許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內）敬重他的政治和軍事業績以及他的領導潛能。據章克回憶，^①斯大林有一個晚上曾同他從8點鐘一直談到淩晨2點鐘，並且在會談結束後送他到外面門口——一種難得的禮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廳等候。）後來鄧演達告訴章，在談話中，斯大林曾提議把鄧樹立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鄧表示反對，除了他不同意共產黨的某些觀點外，他根本還不是共產黨員。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這一點，只簡單地回答說，這可以讓共產國際去設法安排。雖然那天晚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也沒有發生什麼意見上的交鋒。儘管如此，斯大林從此以後對鄧演達就有了成見——他在自己的提議不被採納時經常如此——鄧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為。

　　①除另行注明者外，本節所引章克的回憶均據他於1988年11月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章克在回憶中說，陳友仁也認為沒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繼續留在莫斯科。他預計，在日本進攻中國——幾年內必將發生——之前，不可能出現新的、有意義的、以兩國抵抗日本擴占領土的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中蘇合作。

　　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由此達成共識；他們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開展。章克在回顧時認為、她還有一些個人的考慮。關於她同陳友仁「結婚」的謠傳使他們最好不要呆在同一個地方。莫斯科的醫生也沒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膚病。她希望德國醫生會更高明一些。

　　宋慶齡在晚年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很快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①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書作者的信。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來表達這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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