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65)_愛潑斯坦

六五

　　10月間，同國民黨右派在國內所造的謠言相呼應，在中國和外國都刊出了她要同陳友仁結婚的消息。她看到，這是蓄意製造的政治暗箭，使她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義，而降格為「肥皂劇」^①劇情中常有的一場私奔。她還看到，這又是一種詭計，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孫中山的名字分開，從而減弱她為保衛孫中山的政治遺產——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標——而戰鬥的力量。從下面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這些謠傳的卑劣用心和公開威脅。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聯社的一條電訊，是向全世界廣播的：

　　①「肥皂劇」（Soap opera）指美國以家庭婦女為對像、內容為家務事的日間廣播劇，常由肥皂商人主辦以推銷商品，故名。——譯者

　　「倫敦，9月28日（美聯社訊）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中，愛情之神看來再一次把戰爭之神爭取過來了。

　　「倫敦《每日郵報》駐裡加記者援引一條據說是蘇聯官方的電訊說，前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國民黨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已在莫斯科結婚。

　　「（此事緊跟在蔣介石將軍……和宋美齡小姐……在上海的「羅曼史」之後發生。）

　　「這家報紙報道說，這對新夫婦想要用發動一場新革命的辦法在中國度過他們的蜜月，還說第三共產國際將資助他們的活動。」

　　這些謠言對她的傷害是那樣厲害，以至於影響了身體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帶狀疤疹（蕁麻疹）大發作——這種病顯然是先天的，因為宋家好幾個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壓力就會發病。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羅梅的齟齬。據當時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記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報紙上登了上面說的這些謠傳，但估計到慶齡會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沒有告訴她（雷娜對陳友仁說了，陳也堅持不能告訴慶齡）。正像這類事情常常會「好心辦壞事」一樣，結果反而糟糕。慶齡從高加索愉快地度假歸來，剛下火車，就有人因為從《紐約時報》上讀到這則謠傳而向她預致祝賀。她一聽就暈厥過去。^①這倒不是因為婦女要為死去的丈夫終生守節這種中國傳統觀念在作祟，也不是擔心影響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現代婦女，絲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縛，這從她衝破世俗網羅同孫中山結婚一事可以證明。她也沒有為任何個人野心所苦惱——她向來是不願出風頭的。她所看到的是，這些語言正在擾亂和抹黑她所獻身的事業——她同孫中山結合就是為了促進這一事業，現在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她保證要維護和推進的也是這一事業。

　　①宋慶齡對於她同陳友仁關係的謠言的反應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陳思蘭的書中已詳述。但不妨附帶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非常天真的外國左派，居然也會為此而表示祝賀，例如比利時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在1927年10月五日顯著刊登了家和陳的照片，說明是：「中國革命的兩位領袖……即將在莫斯科結婚。」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個星期，聰明、勤奮、充滿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羅梅——她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像一把火炬，因為她有一頭火紅的頭髮——突患嚴重腦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幾天，她還高興地告訴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寧學院已接受她，她準備下周入學，以便為她已決定為之獻身的共產主義運動服務終生（她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她的中國老朋友章克也談到她的熱誠，但補充說，她當時內心卻非常不安，因為她現在既已把理想寄託在共產主義運動上並希望它團結強大，而現實卻是它因派系紛爭而四分五裂——章克覺得這種憂鬱心情可能毀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喪禮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淚流滿面，發表了動人的悼詞。參加喪禮的除了蘇共黨員、中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及從廣州和武漢來的老友外，還有美國人，包括激進的經濟學家斯科特·尼爾林、一點也不激進的專欄作家多蘿西·湯普森和著名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當時是湯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過莫斯科大雪覆蓋的街道。希恩回憶說，宋慶齡拒絕乘坐小轎車，只穿著從中國帶去的單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幾天之內又來了令她痛苦和氣憤的第三個打擊。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齡成了扼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的妻子。這一事件給她的傷害由於個人的失望情緒而加深。當她們一同在美國的時候，美齡實際上是由慶齡帶大的；而在慶齡不顧父親的狂怒和母親的哀哭執意要嫁給孫中山時，美齡是站在她一邊的。所以慶齡很喜歡她的妹妹。現在，美齡卻把自己的命運同這樣一個人結合在一起，這個人由於性格令人討厭而且在男女關係上行為放蕩，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慶齡就已說過，她寧願美齡死掉也不願美齡嫁給他。但當這件婚事進行的時候，美齡並沒有因此而遲疑，反倒因為蔣正交好運而急於促成這一「雙方都是出於投機」（慶齡曾這樣辛辣地分析）^①的結合。野心勃勃的美齡發現，成為中國「第一夫人」的誘惑是難以抵制的。蔣則尋求同孫中山——他宣稱自己是孫的繼承人——建立某種親戚關係（即使是姻親），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種親屬關係。宋家有錢、有西方技術、有各種關係，包括外國和中國的基督教徒，他們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將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關於此事，慶齡的評論是「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見斯諾著《複始之旅》，第100頁。

　　簡言之，蔣和他的政權都在拿宋慶齡作為橋樑，踩著她走向自己的目標，同時又試圖把她和她的事業從人們的心目中抹掉——這種情況使她惱怒和感到羞辱。但由於她看問題都是從原則、而不是從個人出發，所以所有這些個人的痛苦和衝擊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強了她的公共活動。

　　回過頭來再談莫斯科當時的局勢。它影響著中國和在中山大學的中國人——猶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陽一樣。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是在1925年即孫中山逝世那一年創建的，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聯合主辦，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訓政治工作者，如同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幹部一樣。招收的幾百名中國學員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指派。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有兩名學員的情況是很有趣的。蔣介石為了表示積極，派他的兒子蔣經國（當時僅15歲）參加第一批學員入學。另外一位不久到達的學員是由中共留法小組推薦、比蔣經國大8歲的鄧小平。鄧這時已經過工作鍛煉，所以擔任了學校內共青團支部主席的職務。年輕的蔣經國為當時俄國共產黨人表現非常突出的艱苦、無私和國際主義精神所鼓舞，也參加了共青團（他本人後來這樣回憶）。在上操的時候，因為兩人個子相仿，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最後作為臺灣國民黨政權首腦病故的蔣經國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蔣經國在蘇聯一直呆到1937年。像許多外國共產黨人一樣，他在那裡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紮羅夫」。他先上中山大學，後到列格勒一所軍事學院學習，再後來參加蘇聯第一座大型機器製造廠「Uralmash」（在烏拉爾地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建設，在那裡加入了共產黨並在黨組織和市蘇維埃擔任各種幹部職位。（參看《獨裁者的繼承人》，載蘇聯《遠東問題》（俄文）雜誌，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龍佐夫的蘇聯歷史教授。本書作者曾讀到該文的中譯文但未見俄文原文。）

　　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1923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①之前，在這些學員中是難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後，國民黨右翼學員看出了苗頭，以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講師某些過左言論（把孫中山說成是「烏托邦主義者」）為藉口，抱成一團，成立「孫文主義學會」，把孫文主義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對立面。蔣經國倒不在這夥人之內。在左派和右派長達3天的辯論中，他宣讀了一封告誡父親蔣介石的信，指出，反對共產黨就是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還指出，這樣做同蔣介石過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蔣介石過去曾公開贊同國共兩黨合作，並在演說中說到這一點時常常戲劇性地揮舞手勢。）^②

　　①「中山艦事件」詳情見本書第七章。
　　②有關記述之一是《青年時代的蔣經國》，本書根據作者訪問現尚在世的中山大學學員的回憶，記錄了當時校內外生活的許多具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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