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53)_愛潑斯坦

五三

　　§（二）堅決回擊蔣介石的叛變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蔣介石派出自己的軍隊去對付為他掃清了進城道路的工人群眾，屠殺了數千人。根據他的密令，由國民黨右派軍官指揮的部隊在南京、廣州和農村地區也進行了同樣的大屠殺。

　　早在3月20日曾發生過一起「南京事件」。據說有幾個外國僑民被蔣的士兵殺害，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西方列強軍艦就開炮向城內猛轟，大批中國人死難。事後，英、美、法、意等國向蔣發出了最後通牒。但在蔣叛變之後，就再也不提起這份最後通牒了。原來，這些外國的行動和威脅不過是對蔣和國民黨右派發出的訊號，告訴他們現在已是他們放棄反帝、把槍口轉向自己同胞的時候了。當時英國外相奧斯汀·張伯倫後來確實曾在下院吹噓道，英國的目的是「幫助保守派對付激進派」。

　　也是在4月間，在蔣發動上海政變之前幾天，首都北京的軍閥政權同所謂「條約國」外交使團合作進行了一項反革命行動。這個外交使團把外交豁免權本來是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只是對他們自己而言。蘇聯大使館在「使館區」內，而「使館區」是由他們管理的，他們卻違反外交豁免權，允許軍閥政府的警察對蘇使館大事搜索並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國進步人士。這些文件有的後來公開發表（夾雜著另外一些顯然是偽造的文件），作為破壞中國現存秩序的「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證據。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慘案」（軍閥政府用機槍掃射舉行反帝示威的群眾）後到蘇使館避難的。他們被捕後很快被絞死。

　　主要的犧牲者是李大釗。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位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和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進行合作的談判代表、國共兩黨北方組織的領導人。他是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朋友，也是毛澤東的朋友——「五四」時期毛還是一個青年時曾在北大圖書館在他手下工作過。他就義時同平時一樣，滿懷信心，無所畏懼。當時他還不到40歲。中國革命所遭受的損失沒有像他的犧牲那樣令人極度悲痛。宋慶齡深深地悼念他。^①

　　文森特·希恩在《個人的經歷》中說，李大釗有一位女兒同時被捕後也被殺害。本書作者最近從李大釗外孫女賈凱林處欣慰地獲悉，這是訛傳。賈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說，李的夫人趙紉蘭和長女星華（賈的母親，時年16歲）、次女炎華（時年12歲）均在1927年4月5日與李同時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獲釋回家。次日閱報始知李已於28日上午遇害。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變不過幾天功夫，蔣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國民政府」。這一對武漢政府（他是由這個政府委派任職的）明目張膽的篡權和反叛行為卻成了他的政權宣稱具有「合法性」的基礎。

　　蔣叛變之後，革命的政治聯盟又維持了3個月，但只是在武漢政府的轄區之內。它的成員現在只剩下「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武漢政府下令將蔣介石撤職，他就用封鎖來對付武漢，切斷武漢同上海及長江下游的交通。武漢有許多原料來自這些地方，大部分產品靠長江外運，因此被封鎖之後市場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工商業者開始抱怨經濟蕭條，工人農民則變得越來越激進，不斷加強他們的組織。北伐的軍隊繼續從武漢向北挺進。在這些軍隊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軍官，希望仿效蔣介石的榜樣。在武漢政府內部，這時又有了一個新的領袖汪精衛。他是當年4月從歐洲回來的。作為一個一度被認為是孫中山的「天然繼承人」的他，本來是可以為武漢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邊」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對手蔣介石站在右邊的緣故。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象徵，因為她是孫中山的夫人，她堅持孫中山的原則，並且在孫中山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礙事的人想破壞她的名聲，或者把她拉到他們一邊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堅定地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遺教，站在武漢政府一邊，反對蔣介石。4月22日，她聯署了一個給全國各地的通電，尖銳譴責蔣介石在上海的叛變。在這封通電上簽名的還有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以及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他們在通電中指出，「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於其（反共」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党之敗類。民眾之蟊賊。」^①武漢及由武漢政府領導的地區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要求深化革命，作為對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中文引文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166頁。

　　儘管普通民眾極為憤怒，一些以「左派」聞名的國民黨政客也發出特別憤怒的聲音，但他們中已有人在開始謀劃「退路」。他們想更多地依靠那些還在他們的旗號下的職業軍官，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來自蔣介石和群眾運動這兩個方面的可能傷害。對於工農群眾迄今為止對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國的要求，他們是滿意的。但對於群眾的社會要求、他們有一種出於階級本性的恐懼，因為他們和他們部下的軍官都有許多親屬是地主或工廠主，而農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廠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憐的工資，這是同他們的利益有抵觸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忠實信徒的宋慶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風暴的中心。在武漢和南京兩者之間，她堅定地站在武漢一邊。在武漢那些圖謀私利的動搖分子和勞動人民兩者之間，她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國民黨內各派的政客和軍人都竭力要拉孫中山這面大旗來裝裹自己。因此，如果宋慶齡反對或揭露他們，他們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對她造蕩中傷，或施加威脅，或——如果可能的話——把她爭取過去。

　　對她的攻擊和造謠——政治的和個人的——真是無奇不有：但對年輕的孫夫人來說，對她擲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儘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蔣介石確實對她下過一道命令）或勸說（即使來自她的家人）使她改變立場，卻是辦不到的。對她的弟弟宋子文，兩邊也都在拉他。他猶豫不決，乾脆丟下武漢政府財政部長的職責，溜到上海，住進莫裡哀路宋慶齡寓所。她試圖說服他返回武漢；但他正倒向蔣介石，反而想要她也來上海，最後歸順——至少不要妨礙——蔣政權。她的妹妹美齡（未來的蔣夫人）從上海趕到武漢，一時報章盛傳她將使慶齡回心轉意，同返上海）。「很明顯，她是來把孫夫人帶回去的——把上海報紙上由主觀臆測而來的謠傳變成事實。但她在武漢沒有果多久，就一個人回到上海。」這是一位目擊者的回憶。^①慶齡所摯愛的母親也來勸說，但同樣無濟於事。宋慶齡長期以來一貫的特點——對公眾的責任感大於家庭私情——絲毫沒有改變。

　　①陳思蘭《歷史的注腳）（英文），第82頁。關於宋子文的動搖，尼希恩《個人的經歷》（英文）。

　　關於她的家人，據有人記述，她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最看重的是安全，蔣比我能給他們更多的安全。」^①但這不是她的價值觀。

　　①見上引陳思蘭書。

　　因此，不論是威脅還是引誘，都不能使她做出違背原則或良心的事來。（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這個詞，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養留下的習慣，但以後主要的含義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