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52)_愛潑斯坦

五二

　　§（一）中國人民第一次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領土

　　1927年1月3日，一隊英國水兵在漢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對付正在舉行慶祝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工人）。這時期武漢群眾的情緒本來在歡樂中已夾雜著憤怒，不只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國兵耀武揚威，還因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當局逮捕了14個國民黨員並把他們交給北京軍閥政府，有的入獄、有的被殺。在武漢本地，英國人控制的海關——正如早些時候在廣州發生的那樣——拒不將「關餘」交給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給北京反動政府。

　　儘管如此，聚集的中國群眾並不企圖沖過租界邊沿堆滿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國水兵首先端著刺刀沖了出來，向群眾施暴。消息傳出，示威群眾人數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湧入英租界。英國人眼看形勢不利並且擔心繼續使用武力將造成難以預見的更嚴重後果，就將水兵撤回到軍艦上。英租界處於中國群眾控制之下。

　　現在留下的問題是，武漢政府當局將作出何種反應？仍像過去一百年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違背人民意志，不敢觸動一絲一毫外國人的特權；還是像過去從未發生過的那樣，同人民站在一起，廢止這些外國人的特權？

　　武漢政府一洗過去使國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眾的行動，勇敢地作出決定，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後者也已為當地民眾所佔領）。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決定。自從1840—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強佔去的一片中國領土。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起了重大的作用。

　　據章克^①回憶，宋慶齡曾同陳友仁和鮑羅廷討論戰略（章在場）。當時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①章克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曾任陳友仁（後來又先後任鄧演達和宋慶齡）的私人秘書。這一段材料來自本書作者對他的訪問，他當時雖已年逾八旬，記憶力仍然很好。

　　負責外交的陳友仁考慮到在武漢聚集著約50艘外國海軍艦艇而武漢政府的部隊正往北開拔，所以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極易受到外國武力或蔣介石（也可能兩者聯合起來）的攻擊。這將從後方破壞整個北伐。因此，陳友仁雖然贊成收回租界，但認為須做好謹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證不干涉外國僑民的居留和貿易，使列強沒有訴諸武力的藉口。

　　鮑羅廷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北伐軍推翻北京軍閥政府之後，對外國租界及其他特權問題在全國範圍內一攬子解決。

　　宋慶齡主張採取迅速的、戰術性的行動。她的論點是：革命將取得全國性的軍事勝利，這一點不僅中國人民、世界各國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強將避免同中國直接衝突，這樣的衝突對它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列強之間也有意見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雖然它們都不喜歡武漢政府，它們對武漢政府的態度、對其前途的看法以及當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脅的程度卻不相同，因而中國對它們的態度也應有所區別。在武漢，應該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則暫時都不去動它。我們的行動越快，英國人就越是來不及同其他國家協調政策。這樣做，武漢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會有迫在眉睫的危險。她的看法後為大家所接受並迅速付諸實現，同時由陳友仁負責進行有關的外交工作。

　　章克還談到，宋慶齡曾敦促陳友仁，要把群眾運動（特別是工農運動）看作他進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礎。

　　現在來簡單地介紹一下陳友仁。

　　這位小個子、黑皮膚、戴眼鏡、留短髭、活潑機智、曾在倫敦上學的律師，是很奇特、很複雜的人物。他是愛國的中國人、中國的外交部長，卻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有中國和非洲血統。他痛恨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和壓迫。當了短時間的律師後，他成為一位戰鬥的新聞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為中國說話。像其他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一直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編英文《京報》時，他被獨裁者袁世凱逮捕，幾乎喪命。他寫的東西說理明快、用字簡潔，反映了他曾從事法律和新聞工作的經歷。作為外交家，他傾向於過多地依靠個人的辯才。章克所說宋慶齡勸告陳友仁的話同她當時自己思想上的變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最活躍的力量。在那個時期，她不可能重視群眾運動。現在，在積累了過去幾年風風雨雨的經驗之後，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從對窮苦人的同情變為對群眾的信任，並最後產生與群眾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識。

　　正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上收回了兩處英租界，並且他們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國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並在實際上向武漢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認。

　　這樣，雙邊會談就成為可能。在2、3月間，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高級外交官歐文·聖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中方承認並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居住和經商的正常權利。這絲毫無損於收回租界一舉的劃時代意義——中國人民的意志最終戰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志。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作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會使孫中山愉快，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武漢（實即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在國民黨內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首都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到武漢來共同策進。^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56頁。

　　由此可見，儘管蔣介石在上個月曾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於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並要他們投票贊同他的主張，武漢方面還是軟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團結為重。

　　1月12日，迫于形勢，蔣覺得還是不要像上個月所做的那樣拒絕赴漢而是去一趟武漢更為策略。武漢黨政最高領導人（包括宋慶齡在內）到碼頭歡迎，還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呼的口號除對蔣等人表示歡迎外，還有擁護政府遷都武漢及要求汪精衛回國複職的內容。在當時的公眾看來，既然原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是因為蔣製造的「中山艦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國複職就意味著必將扭轉蔣使國民黨的政策向右轉的傾向。

　　但是，蔣的意圖不像武漢所希望的那樣——改善蔣同政府之間的合作（蔣作為總司令是隸屬于政府的），使北伐和國民革命繼續在更為團結一致的氣氛下前進。相反，他進行討價還價並陰謀製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個人軍事獨裁的企圖，在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了迎頭痛擊。^①

　　①這次在武漢舉行的全會由於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一系列決議，重申孫中山三大政策及國共合作，強調發揚民主、提高黨權、實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軍事獨裁並大大限制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權力。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蔣在漢口日租界內設立了一個秘密機關，專門收買武漢方面的官員（特別是軍官），收買不成就進行顛覆。但這樣做對他來說還是太緩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後就一心希望佔領上海後攫奪大權。他將把這座富庶的城市作為基地，依靠他素有聯繫的上海富豪，必要時還可以依靠強大的外國勢力，以壓倒武漢並制止群眾運動（由於群眾運動對他的軍事進展很有用處，所以他對這個目的暫時秘而不宣，還在口頭上說群眾運動的好話）。

　　在軍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開，為此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傷亡的主要是那些有親武漢情緒的部隊）。負責全線指揮的蔣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歡用的辦法——這種辦法在廣東的東征戰役及以後的許多戰役中都用過——戰事一起，他聰明地把自己的總部設在距前線較遠的安全地帶，並盡可能不調他的嫡系部隊（這是他的軍事和政治資本）參戰，讓其他部隊去付出傷亡的代價。但在勝利臨近時，他就立即率領這些經過休養生息、武器兵員完整無損的嫡系部隊趕往前線，以便把新佔領的地區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況卻非蔣介石始料所及。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不是由軍隊而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地下共產黨員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從軍閥統治下奪取過來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因組織不善而告失敗。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義雖然準備工作較為充分而且有30萬人參加罷工，但仍被鎮壓下去。驚惶失措的軍閥當局使用了極為殘酷的手段，許多共產黨人的首級被割下來掛道旁示眾。8月21日，全市再度實行總同盟罷工，80萬人參加，第三次起義開始。到23日，軍閥部隊逃離上海。中國第一大城市——除外國租界外——歸於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銀行家和大買辦們（絕大多數已住進租界）被工人起義嚇壞了。中小工商業者對「赤化」和列強干涉也存在恐懼心理，所以當這些中間分子被邀請派代表參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時，他們都不敢參與。勝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國民革命軍看作是自己的隊伍，正準備熱烈歡迎。而上海大資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總司令部謁見蔣介石，請求這位總司令趕快派兵到上海來解除工人武裝，把群眾運動鎮壓下去。作為回報，他們答應給蔣大量財政援助，並告訴蔣，已有外國重兵駐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將保持「善意中立」。

　　蔣答應了這筆交易。經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國人斯特林·費森登和法租界當局同意，由蔣向上海「青幫」頭子、販賣鴉片起家的杜月笙（蔣曾是他的門下）供應步槍5000枝和其他裝備。按照西方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任何攜帶武器的中國人本來是不許通過外國租界的。但現在他們自己卻違反這一規定，讓杜手下的人帶著蔣供應的武器、乘坐他們提供的有篷卡車通過租界^①。工人糾察隊受到來自背後的突然襲擊，有的被抓住斬首，有的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反動派的子彈擊中犧牲了。

　　①約翰·B·鮑威爾著《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個美國人的親身見聞。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本來是蔣的崇拜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他義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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