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46)_愛潑斯坦

四六

　　§（三）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支持群眾運動

　　宋慶齡不僅緊握、而且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孫中山當年所想的，主要在於如何使群眾運動幫助和重振國民黨。現在對宋慶齡來說，問題在於國民黨如何完成它對群眾運動所應負的責任。

　　這同群眾運動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在群眾運動中，現在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在擔當著領袖的角色。它使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處於守勢，這是從未有過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10萬多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國性的五卅運動的要求和對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顧港英當局掌握緊急狀態權力，大量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熱烈歡迎。

　　6月23日，廣州舉行了支援五卅運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工人，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共約10萬人參加，殿后的是由黃埔軍校師生（其中有周恩來）約千人組成的小分隊。遊行隊伍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駐守在沙面的英、法兩國水兵向遊行隊伍開槍掃射，死52人、傷170人（輕傷不計在內）。這是五卅慘案暴行的重複，而且規模更大。

　　美國總領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這一慘案的日擊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於中國遊行示威群眾的，但他在報告中也說，遊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遊行之前「（沙面的外國駐軍）就在各戰略要點設障築塞」。在沙面對岸，遊行隊伍「可能因為前面有些擁擠而停止行進」，於是，「響起了第一槍……很快到處都開起槍來……緊密的槍聲持續了約15分鐘……奇怪的是，歐洲人死傷很少。」〔據一個外國消息來源說，在沙面死了1個法國人、4個英國人，對岸的中國人死了50個，傷者更多。〕

　　「很難說究竟是哪一邊先開的槍」，^①詹金斯的話說得很圓滑，但他自己的敘述不會使人懷疑是中國人先開的槍，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要進入沙面的動作，而且他們在自己這一邊絲毫沒有設防，以對付沙面島上由沙包堆成的機關槍窠。

　　①轉引自博格著書，見上條。原載英國外交部出版物《中國，一號（1926），關於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開第一槍的有關材料》，皇家文印局，倫敦，Cmd．2869。

　　至於英國人方面，他們的總領事在遊行的上一天曾經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嘗試」（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事情）將以「火力」對付。「我用這樣的調子說話，」他以強烈的諷刺口吻接著寫道，「是為了使他們以後不能說『野蠻的帝國主義步槍隊濫殺無辜的中國青年』。」^①沙面的外國「守衛者」既然被鼓起了這樣一種「給這些傢伙一點教訓」的情緒，難怪他們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卻又殺氣騰騰。

　　①詹金斯的報告載《美國外交關係（1925）》（美國政府出版局）第752頁。轉引自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與中國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頁。

　　「沙基慘案」的直接後果是擴大了省港大罷工的規模，有25萬人參加了罷工的行列。這次大罷工從1925年6月延續到1926年10月，歷時16個月，可能是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也是最偉大的一次反對殖民帝國主義的罷工。在大罷工的同時還對香港和廣州實行全面封鎖，並禁止一切英國貨進口。

　　一個美國歷史學家後來寫道：^①

　　①博格著書，見上條，第42—44頁。

　　「（這次大罷工）同中國人所經歷過的其他任何一次罷工不同，它是組織良好的勞工運動的產物，可以同工業化國家的類似運動相比擬……

　　「罷工委員會分派出約有3000人的糾察隊，有的駐守在廣東全省各口岸，仔細檢查所有出海的貨物；有的則在全省各條公路上檢查貨運和中外旅客。還通過了規定：除英國外，其他國家的船隻准予進入廣東口岸，但任何船隻如經過港澳即不准在廣東卸貨。英國貨物和船隻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進入廣東，其他國家船隻如不經過香港或澳門則允許到廣東自由貿易。違反上述規定者，其貨物全部沒收，由特別委員會予以拍賣。」

　　美國激進的新聞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罷工高潮階段，在宋慶齡（向廣州政府疏通）和鮑羅廷夫人（向罷工委員會疏通）的幫助下，來到了廣州。她從一個熱烈同情者的觀點描寫了罷工情況。她對工人鬥爭富有經驗，曾積極參與1919年美國西雅圖的大罷工。她寫道：「我就像剛離開古老的亞洲，忽然闖進了現代世界。……這次廣州罷工……是有組織的工人罷工，同西雅圖、匹茲堡、倫敦、漢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這兒不是外鄉異域，而是故鄉。

　　「辛西婭（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當時21歲）……指給我看一條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這是罷工工人獻給廣州的禮物，以報答廣州將自己與黃埔聯接起來的友好舉動。黃埔是廣州的港口和軍事基地，位於下游11英里處。

　　「她說，『罷工工人正在加強這座城市，好讓我們永遠牢記這次罷工。』

　　「……成立最早的現代工會——海員工會領導了罷工。蘇兆征是海員工會主席，也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他對我說，『共有140個工會參加。這不是一場種族鬥爭，也不是中英鬥爭。請代我們轉告西方工人們：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記述了這次罷工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影響：「我先去了香港。廣州罷工，罷工工人堅持了6個月的封鎖……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銀行向倫敦求救以免破產，這個城市每天要損失100多萬美元。領事館的一個美國人對我說，『你知道採礦熱過去後內華達州的那些鬼鎮嗎？我整個夏天都在想，這種現象會不會在大英帝國的第三大港——在東方的第一大港——出現。』這就是以廣州為基地的中國罷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一章《廣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寫報道的概述。

　　紐約《民族》雜誌編輯劉易斯·甘尼特在這年冬天去中國旅行，他寫到香港的情況：「……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廣州開始罷工、封鎖香港、香港華工響應，航運降至每天34艘。房地產價跌落一半……英國大銀行（東方最強的金融機構）股票價格也跌落了一百多個百分點……」^①

　　①博格引用劉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雜誌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後來，一位研究這次罷工的學者說：「1926年10月封鎖終止時，香港看起來完全像一座荒廢了的村莊。買賣停止。大樓空蕩蕩的。辦公室都關了門。幾乎沒有一點生活的氣息。」^①

　　①博格引用多蘿西·奧查德著《中國如何用抵制作為政治武器》，載《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院學報》，1930年11月，第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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