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45)_愛潑斯坦

四五

　　§（二）在孫中山逝世後的第一次戰鬥

　　當抗議行動遍及全國約600個城鎮和一些農村時，宋慶齡發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談話。這篇談話標誌著她已從哀傷中振奮起來，開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新階段。這是她處於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況之後所發表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後言行的基調——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對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協地、革命性地按照孫中山的思想去處理。這篇談話是對國民黨在上海的報紙《民國日報》發表的，它為國民黨左派引導群眾把憤怒情緒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的成功努力（共產黨人起了重大作用），發揮了重要的影響。^①

　　①本節曾參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的第一次戰鬥——在五卅鬥爭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協助提供。引文據《為「五卅」慘案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的談話》（1925年6月），《宋慶齡選集》，第7—8頁。

　　在這篇談話的開頭，她分析了五卅慘案的真正性質及其教訓：「此次慘劇，簡單言之，實為英日強權對於中國革命精神之壓迫。中國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實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為何物，全國國民之愛國心與團結力而已。今此愛國之情感日趨熱烈，所借未加組織，尚不能使入正軌耳。」

　　當時外國報紙、北京政界和國民黨內的保守派力圖把這次慘案縮小為警察與學生之間有關「法律與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談判即可解決。所以宋慶齡專門針對這種陰謀，提出了相反的要求：「今日所急者不在滅此愛國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積極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國脫離英日帝國主義之壓迫」。

　　她的號召是同孫中山給全國全黨的遺囑密切聯繫的：「中國國民黨員，尤當努力以竟其領袖未竟之志。最近學生、工人與市民之愛國運動中，處處可見孫先生之精神，故孫先生精神實未嘗死。吾人應共起奮鬥，為民族爭獨立，為人權爭保障。外間對學生主張打倒帝國主義頗有誤會，不知此即孫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對於內外反動派想用「赤化」來污蔑和孤立這次愛國運動的企圖響亮地加以抨擊：「不可信外人挑撥之辭，因懼被誣『赤化』，遂並國亦不愛也。……對外當以言論喚起世界各國之人民主張公道。即在國內之外人，亦當促其為正誼而有所發表，不可偏袒強權。一對內當一方團結各界，堅持到底。同時大規模向各省募捐款項，援助失業之工人。」（指罷工中因抗議行動而被開除的工人）

　　這樣一次長期的、帶根本性的鬥爭是不可能經過幾次突擊性的示威抗議就輕易取勝的，所以她緊接著指出。

　　「一方宜趁此時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鬥，務達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吾人當知此次慘劇，為中國三十年』來依賴外力之一大覺悟，關係國家與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視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數日之衝突也。」

　　她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並指出應把根本問題鮮明地提出來而不要加以掩飾：「今日最當恐俱預防者，為國人之自相分裂與中道氣餒，尤忌違反公理之調和。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蓋是非之間，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也。吾人今日萬不可只顧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遠大之目的與徹底之主張。此次奮鬥，不可專賴一界或一階級，……而當合工商學各界之全力應付之。」

　　她接著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國內有錢有勢的人的幫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中國當局之政府，就其歷史與近事之能力觀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紳巨商，平素居領袖社會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難望其主張公道。此時，惟有人民團結自救而已。」

　　她最後著重說，不平等條約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廢除：

　　「國民黨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即在求永遠消滅此種慘劇之道。今舉國皆知不平等條約之害，即為取消此種條約之基礎，吾人不可因畏難而遂不努力也。」

　　宋慶齡這一談話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標、綱領和方法。她把焦點集中在不平等條約上，從而由表及裡，由抗議提升到革命。她記得，1924年在廣州，國民黨右派藉口外國軍艦就碇泊在廣州城外而反對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條約，聲言這樣敏感的問題只能在黨內討論而不能公開。孫中山不得不把他們壓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時，孫中山聽說軍閥政府通知外國外交使團表示尊重不平等條約規定的外國「權利」，立即拒絕同他們進一步商談國家統一，因為他們連民族獨立都置之不顧。

　　這些破壞分子現在仍然存在。「五卅慘案」之後，由上海各界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內容為上海總商會及北京軍閥政府所閹割。原來關於取消治外法權及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其他特權的要求，被篡改為對慘案受害者賠償和道歉、在不平等條約的框架內改善對中國人的待遇。^①

　　①經過刪減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嚴，釋放被捕華人，對開槍殺人的責任者撤職交付審判，參加抗議罷工的工人複職並照發原工資，華人房地產主參與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內集會出版自由等。

　　正是在這樣一種一方面有人竭力沖淡革命、另一方面群眾運動在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宋慶齡開始了鮮明有力地捍衛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的鬥爭。

　　所有這一切顯示，她這篇談話的水平已經大異於僅僅幾個月前她在神戶女師的演講，更不必說她在求學時代的文章了。它的內涵已不止是傾向進步的情緒了。它已刻劃上一個經過了鍛煉的革命者的標誌——既有戰略意識，又有戰術觀念，並能指示行動方向。這裡所表現的思想和行動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內容相近。慶齡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過，也可能沒有，但兩方面有共同點是肯定的。

　　這樣，宋慶齡在國事中作為一種響亮的聲音出現，不像通常所假設的那樣是在1927年中期反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時開始，而是要早兩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這個時候，她在上海主辦了一張新的日報，作為「五卅」後群眾運動的喉舌。負責編輯的是孫中山和她的朋友、高個子、有學者風度、原則性強的楊杏佛。（楊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生，在孫中山最後一次北上時任秘書，後任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他是純真的國民黨左派，若干年後因他無畏地同宋慶齡合作，保衛人權，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殺。）

　　宋慶齡在1925年7月2日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孫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顧列強武力威脅，力爭兩廣「關余」的英勇事蹟，以作為始終如一的愛國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國主義面前畏功不前的軟骨頭感到羞辱。（當時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操在外國人手中，海關稅收先要償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對外國的賠款，所餘部分稱為「關餘」，交給北京政府。）

　　她寫道，「孫中山先生始終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獨立之大敵，而英人侵略中國之在華大本營實為海關。……中國關稅雖名為各國協定，而握海關之大權者實為英人。首訂致中國經濟政治於死命之不平等條約者，亦為英人。自有海關以來，總稅務司皆為英人。」

　　「孫先生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以兩廣關余撥交廣州政府，而安格聯之答覆則謂彼僅能服從北京政府之命令。……廣州海關收入，落於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廣東。」

　　「不得滿意之答覆，先生乃派員接收海關。公使團受英人指揮與煽惑，立即調遣軍艦駛入廣州……同時武裝之英兵在沙面登陸。」

　　當時英國歷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剛剛成立，廣州革命政府還曾致電祝賀。孫中山至此再電英首相麥克唐納，指出工黨乞靈於「炮艦政策」實屬不當，但不得要領。

　　宋慶齡回憶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有英國訪員見先生，問以如列強阻止其截留海關收入之計劃，先生是否將與列強宣戰（時停泊廣州之軍艦炮艦計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雖不能勝此武力，然敗於列強亦為榮幸。」

　　美公使舒爾曼奉命至廣州調停此事，孫中山告訴他，如果美國真像舒爾曼說的那樣一貫公正，那就應該把各地美租界歸還中國，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樣，交給其他列強。「美國以所竊之物讓請他賊，以避譴責，實所不解！要知竊盜者以所盜財物置諸他盜之手，在法律與公道上絕不減少其竊盜之罪。」

　　宋慶齡最後說，「先生在廣州一隅，僅憑公理民氣與列強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艦隊林立，始終不為所屈，……雖關余問題國中國之不統一卒未解決，然中國人之不可侮，帝國主義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則昭示吾人矣。今舉國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戰強權，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當含笑矣。」^①

　　①《為兩廣關余向英帝國鬥爭的孫先生》，《宋慶齡選集》，第9—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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