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47)_愛潑斯坦

四七

　　有一件事情在這些記載中都沒有提到，但卻使享受特權的香港外國人可能最難忘記，也最為痛心疾首。那就是當他們那些中國傭人走掉以後，他們不得不自己做飯、自己洗衣、自己帶孩子、自己倒垃圾——幾十年來在東方的外國人幾乎已經完全忘記怎樣去幹這些活計了。

　　香港當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盡辦法引誘那些罷工工人回來——而在平時，他們對那些不順從的工人是驅逐出境猶恐不及的。但是，他們的引誘未獲成功。

　　①語出自《聖經》，指幹苦活的人。——譯者

　　罷工期間，成千上萬聚集在廣州的罷工工人要吃要住。宋慶齡在上海投身于為罷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籲「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不能延誤救濟工作」通過函件、電報傳到美國、加拿大、東南亞、澳大利亞、墨西哥等處的華人社會。光是海外華僑的捐款經她手匯往廣州的達10萬美元以上。在她回廣州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海員蘇兆征率領一個代表團專門前去向她致謝。除了財政支持之外，孫中山夫人的名字作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這次罷工的政治聲譽。

　　在上海時，宋慶齡同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會長是共產黨人向警予）緊密合作。7月5日，她應邀參加聯合會的一次會議。會上，一位主要發言人在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後，接著說，「帝國主義正騎在我們脖子上，我們還不該起來嗎？雖然我們的領袖已不在了，我們民眾已經起來了！」宋慶齡聽到這裡，含著眼淚說，她覺得孫中山的精神確實不死。婦女們進行募捐，不僅為了支援南方的罷工，也為了幫助上海本市的流離失所的工人——宋慶齡幫助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團體「上海救濟五卅慘案失業工人聯合會」。

　　不久，在廣州顯示出了可悲的證據，證明反動勢力在那裡同革命力量一樣，也在積極活動。8月20日，廖仲愷在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開會時，在門廊中為刺客的子彈射中倒地。廖的個子不高、膚色較黑、眼光經常流露出樂觀情緒、動作靈活，讀書廣博，工作效率極高；從20世紀初期流亡日本時齊始，他一直是孫中山最親密的同伴之一。對宋慶齡來說，他同他的堅強的妻子何香凝，無論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摯友。廖氏夫婦都是她同孫中山結合的支持者和見證人。在看護孫中山的那些最後的日子裡，何香凝給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國民黨內部，廖是支持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關鍵人物。在遇害時，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和農民部部長，廣州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廣東省長。他深為城鄉勞動人民所敬愛，他們可以隨時去見他，並且談起話來總是很投機。他雖身居高位，但作為一個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強了同群眾的聯繫。在省港大罷工期間，他擔任罷工委員會的顧問，盡心竭力地進行各種活動，他的妻子何香凝則致力於日常的具體工作，為罷工工人解決食宿及其他物質需要問題。慶齡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聯繫、配合工作的。

　　在廣州，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周恩來是成員之一）的報告認為，廖的被刺是國民黨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動，並懷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動和資助。這也是一個諷號，顯示出國民黨右派儘管樂於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推進北伐，卻對群眾運動又怕又恨。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勞動群眾和他們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權力。

　　宋慶齡在給廖夫人何香凝的唁電中說，「驚聞仲愷先生哀耗，元良遽喪，吾黨損失甚巨，實深痛切……但先生為黨犧牲，精神尚在，吾輩宜勉承先志……務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積極進行，萬勿因此挫折。」^①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在廣州，參加廖仲愷追悼大會和葬禮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貧民等共達15萬人，會後並舉行了遊行。這是從5個月前孫中山逝世以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眾行動，人們在對一位領導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繼承遺志的決心。這也是國民黨左派（包括共產黨人）對右派的一次明顯反擊。

　　①《宋慶齡選集》，第12頁。

　　宋慶齡在那封唁電中曾說到「本擬赴粵親致祭奠，椎因事所羈，不克如願」。實際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體也不好，有空時就到她母親處休息一下。她還沒有從孫中山逝世的沉重打擊和壓力下完全恢復過來，而與此事有關的工作還得繼續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視察擬議中的中山陵陵址，儘管新的政治任務接踵而來。

　　她還不顧病體，應邀趕赴北京參加6月30日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反帝群眾大會，以紀念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中死難烈士。她直接從火車站趕到會場，登上大會主席臺，同大會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賓（包括來自印度、日本、朝鮮、土耳其和德國的解放戰士和進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不能親自講話，只能委託婦女領柏劉清揚（共產黨人）代她向到會群眾表示歉意。據目擊者回憶，她當天身著花邊素服，微笑著向大家揮手致意。她的到場具有重大意義，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群眾運動的浪潮正在全國高漲。但各地的形勢都十分複雜和充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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