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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第七章 繼承孫中山的遺志:1925—1927年

  孫中山去世時,慶齡32歲。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共擔革命的風浪和無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現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領袖、她的導師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給她父親般慈愛的人。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她顯得那樣稚嫩脆弱,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由於過度的哀傷而憔悴,使人見了心碎。從此以後,每逢孫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總是盡可能地避免參加任何公眾的紀念活動,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為力量

  但是,在失去親人後幾星期之內,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機中,人們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將改變。這位哀痛欲絕的年輕寡婦,在面對新的考驗時,將站起來充當捍衛孫中山革命遺教的生氣勃勃又富於號召力的戰士。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她將繼續擔當這一重任並顯示出罕見的堅定性和勇氣。孫中山的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成了經常激勵她的力量。在沒有他給以指點的情況下,處於逆境、衝突和危機之中,她將需要就「站在什麼立場上」、「做什麼」這樣的重大問題自己作出決定,並在以往沒有過的新情況下,把孫中山的旗幟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進。她將不把他的遺教看成是靜止的、永遠供奉起來的聖人之言,而是作為繼續努力尋求革命勝利之路的挑戰,這一革命的社會基礎要不斷擴大,並要同國內外最先進的、始終如一的革命力量進行合作。

  有些領袖人物死後很快就被人遺忘,另外一些則仍然激勵著未來。就孫中山而言,他是屬￿後一種情況的。這一點從他臨終前簽字的遺囑以及人民群眾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發出來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來了(在他沒有當過政的地區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孫的遺體經防腐處理後入殮,移靈城內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儘管多年來他的活動限於南方的廣東省並有時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閉門家居,他在全國的聲譽從群集弔唁的成千上萬人中充分反映出來。當移靈香山碧雲寺時,送靈的隊伍超過30萬人,從天安門旁的中央公園出發,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約30公里,一直送到寺內。

  宋慶齡乘坐馬車,緊跟在靈車之後,她的哀傷沉默引起了人們的同情和尊敬。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輪流守靈(慶齡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衛(當時被普遍認為可能是孫中山的政治繼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愷因公留在廣州)、于右任(老革命家、來自西北、孫與馮玉祥將軍之間的聯絡員),還有孫的兒子孫科、慶齡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殯者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共產主義先驅者、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關於他同孫中山的友誼和合作,前面已有敘述。在孫中山到京患病後,國民黨曾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會議,李是新增的五個成員之一。

  在送殯行列中脫帽步行的還有蘇聯大使加拉罕和使館工作人員。蘇聯大使館是駐京外國使團中第一個為孫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團過了一天才有點勉強地跟著這樣做。

  軍閥政府的官員和列強的代表對這位「共和國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為,正是他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軍閥統治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賦予帝國主義的特權,並且親自為此而奮鬥,臨終前又把這一任務寫人遺囑。特別使他們感到驚恐不安的是,在軍閥及其外國後臺老闆掌權的首都,居然有如此眾多的人民敢於出來參與悼念。這樣的事情所以會公開發生,是由於具有愛國精神和有遠見的馮玉祥將軍進了北京,暫時改變了這裡的權力平衡。孫中山是馮電邀北上的;他的兩個臨時的保守派盟友——執政段棋瑞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同意這一邀請是由於他們想使孫進入他們的網羅,從而「馴服」他。對馮玉祥,他們已在暗中加以排擠。

  孫中山在他最後的日子裡洞察了他們的計劃並予以唾棄。在他們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喪事,也沒有受他們的操縱或包圍,反倒成了振奮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把當權的反動派孤立起來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舊勢力統治的城市所舉行的群眾性追悼大會也說明了這一點。在億萬人心中,孫中山不僅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重整這個國家的先驅。他不帶一兵一卒、隻身北上,是為了想商討如何和平地完成這一任務。現在這一努力失敗了,那末跟著要來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組建的新軍的北伐了。一切跡象顯示,這支軍隊將會受到廣泛的歡迎。

  這一年的其他時間,宋慶齡主要是在上海度過的,除了春天去過兩次南京和後來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將修建在這裡。宋慶齡南京之行就是為此。

  在她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個月,距孫中山去世僅10周,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震撼了這個沿海大城市和全國各地。在5月30日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個英國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議日本紗廠罷工工人領袖被害的示威學生開槍,死12人,傷數十人,還有多人被捕。

  如果說對孫中山的悼念顯示了愛國人民實現他的遺願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國對「五卅慘案」的爆炸性反應就是他的遺訓「必須喚起民眾」(他幾十年經驗的總結)的體現,以掀起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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