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43)_愛潑斯坦

四三

　　§（八）一代偉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診斷結果已從肝膿腫變為肝癌，孫中山從北京飯店被移送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協和醫院診治。1月26日動了手術，確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孫頑強地同病魔搏鬥。各方慰問函電及來探視者絡繹不絕。慶齡日夜守護在他床邊。2月9日，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趕來襄助，使孫中山和宋慶齡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後，鐳錠放射治療——現代醫學的最後手段——顯示沒有效果。孫住進了他在北京的臨時行轅——位於鐵獅子胡同的顧維鈞私宅。顧是中國外交家、前外交總長，在馮玉祥率兵進京時出逃，所以留下了這座空屋。房舍寬敞，足夠孫的隨從人員居住。在這裡，根據孫中山自己的要求並得慶齡同意，對孫改用中藥治療。這是最後一著了。

　　有一段時間，孫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園裡走一走，兩旁由慶齡和侍衛副官馬湘和黃惠龍細心照護。身體稍好時，他就同部屬一起工作並接見少數來訪者，包括鮑羅廷和蘇聯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雖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隨從們說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榮和矮壯的馬湘在搬動他的身體時，一個扶頭，一個捧腳。3月11日，他已處於瀕危狀態，卻仍把小孫子治平喚進來，慈祥地對他說，爺爺這會兒身體不好，起不了床，等稍為好一點，再跟他玩。

　　宋慶齡守在孫中山的床邊，不時用英語問他，「親愛的，你要我做什麼嗎？」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說，「地上大涼。」他對她微笑著說，「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間，所以她一聽就哭了。他安慰她說，「親愛的，別難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愛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過何香凝致電廣州，指示北伐軍切不可擾民，還對何說，「照顧我的妻子。」他又望著他的忠貞的侍衛副官，對何說，「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們。」

　　孫中山由淚流滿面的慶齡托著手，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簽了字——這個最後的行動是因為不願慶齡過分傷心而被推遲了的。

　　他的家事遺囑全文是：「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他的政治遺囑全文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他的致蘇聯遺書全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食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①

　　①以上孫中山遺囑、遺書中文引文均據尚明軒著《孫中山傳》，第312—315頁。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聽到他說一些單詞。四點半時，他喚「Darling」（「親愛的」，他們夫婦們一直這樣相互稱呼），是叫慶齡；六點半時，他喚「精衛」，是指他當時的親密追隨者汪精衛。^①

　　①據李榮關於孫中山逝世前情況的親歷回憶，載《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

　　孫中山關於國事的最後的話是：「和平……奮個……救中國」。^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還只59歲，他同慶齡結婚還不滿10年。

　　①關於孫中山從病危至逝世的詳情在許多書仍中都有記載，絕大多數都是照抄孫中山逝世後不久發表的公報，這份公報由當時在場的孫科、孔祥熙、宋子文、鄒魯和汪精衛簽署。本書所用有關這方面情況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據這個公報。孫中山政治遺囑是由汪精衛及其他人（有人說是鮑羅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讀給孫中山聽，並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簽字。

　　孔祥熙等人曾宣稱，孫中山在病危時曾確認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並要求按基督教規行葬禮。宋慶齡對此斷然否認：「我必須告訴你^①，曾經有過一種謠傳，說孫中山在彌留時要求把他葬在一處基督教公墓並由基督教會主持葬禮。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孫科聽了許多朋友的話，曾堅持要在協和醫院小教堂舉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禮拜，藉以證明孫中山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①「你」指本書作者愛潑斯坦。——譯者

　　「由於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堅持，確實在醫院教堂裡舉行了一次禮拜，但其他的更大範圍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團轉遞，而只能是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收到後提交給中共代表團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協報》報道了這一發現並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兩信的全譯文。承有關人士協助，本書作者得到了兩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這些信件的存在外國學者過去是知道的，如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美國學者莉迪亞·霍羅布尼奇、艾倫·惠廷和馬丁·威爾伯在他們有關孫中山和中蘇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據《張溥泉先生全集》（臺北1951年版）記載，張繼（溥泉）曾奉孫中山命帶信到北京給越飛（經對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這些書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隻語，而非全文，有的連日期也難以肯定。

　　①據1976年4月宋慶齡親筆寫給本書作者的一封短箋。她作出這一否認完全是她自己主動的，是為了澄清歷史事實。《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後一些場合，硬說基督教精神是瞭解她自己的觀點的鑰匙。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認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國作者馬丁·威爾伯所寫的孫中山傳記（1976年出版）中，在敘述孫中山逝世情況時說，「他的遺孀和兒子決定為他行基督教葬禮。」這很不可能，因為上面已引用了宋慶齡有關此事的明確聲明，而且事實上只在醫院教堂裡做了禮拜而沒有行宗教葬禮。關於傳說中孫中山在彌留時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爾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謹慎的。他說，這個說法「是他的親屬和追隨者中的基督教徒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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