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39)_愛潑斯坦

三九

　　§（四）動員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

　　在社會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廣東這一南方革命根據地，農會紛紛成立，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農會是由年輕、瘦弱但充滿激情的彭湃（1896—1929）組織的。他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學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回國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家裡的產業分給了農民。他完全像農民一樣地穿衣、吃飯、生活，成了當地農民所信賴的、富有戰鬥精神的領袖。^①設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由共產黨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長，下級組織中的農民工作主要也由共產黨人去做，因為其他集團對此不感興趣，還有懷疑。在廣州開辦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員都是共產黨人。這是一所培訓領導骨幹的學校，選送來的學員人數不多，但都有實際鬥爭經驗，在這裡學習革命理論、農村問題、組織工作和軍事知識。1924年8月21日，在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上，孫中山講了話，他強調指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大家到鄉村去宣傳……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時，他說，中國「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②

　　①彭湃在1929年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殺害。
　　②中文引文見《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頁。

　　宋慶齡後來曾回憶說，「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裡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①

　　①中文引文見《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為新中國奮鬥》，第6頁。

　　但孫中山沒有立即實行分田，因為這將使小地主階層受到震動，而國民黨的許多官員和下級軍官都是這個階層出身的。因此，廣東農民的實際經濟狀況沒有改變，只有幾個地方實行了減租，個別地方沒收了土地。但農民協會（簡稱農會）發展很快，為以後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勝利前進掃清了道路。

　　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發表）曾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第六屆學員講授過，這屆學員人數最多並來自全國十幾個省分（前幾屆學員都來自廣東及毗鄰省分）。1927年1月毛澤東在湖南對農民運動作了深入的調研，並在3月間發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①

　　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疑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此文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均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

　　在廣東工人中，自1922年共產黨組織香港海員大罷工以後，共產黨的力量很強。1923年，廣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罷工堅持了8個月，終獲勝利。起初，工人同孫中山的新政府間關係並不太好，因為後者仍須依靠一些軍閥。但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展，工人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支持孫中山反對外部敵人和制止國民黨內右派搗亂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孫中山在廖仲愷主持的一個盛大的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講，號召工會和其他勞動組織集中力量，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他指出，如果沒有民族獨立，那末中國、中國勞工大眾都不能前進。

　　1924年7月間，廣州工人罷工抗議關於中國人出入沙面島英法租界均須攜帶執照的規定（一切外國人則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癱瘓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罷工一樣，租界裡的外國人不得不在沒有任何中國工人幫助的情況下過日子，自己做清潔、洗滌等工作（在這些過慣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罷工以取消這項無理規定而結束。

　　同年晚些時候，工人們以罷工行動和直接參加戰鬥，協助平定「商團」的叛亂。商團頭子陳廉伯是英國滙豐銀行廣州支行的買辦，他得到香港的支持並勾結仍盤踞廣東東部的陳炯明和北洋軍閥，反對革命政府。10月間，由於陳廉伯利用外輪偷運大批軍火被截獲，商團發動武裝叛亂，終被鎮壓。

　　到1925年5月，廣州工會會員達到54萬人（這個城市當時工業較少，大部分會員是運輸工人和小工廠及手工業工人。）

　　另一方面是動員更多知識分子，參與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孫中山在慶齡陪同下到廣州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嶺南大學對學生發表演講。這裡的學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當孫中山勉勵他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時，全場報以熱烈歡呼。慶齡在美國威斯裡安學院上學時，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對留美的中國學生發出過類似的號召。但她當時只談到現代化而沒有談到革命。現在，嶺南的學生們看到在革命領袖孫中山身邊的是他的年輕美貌而又富有奉獻精神的妻子——在年齡和社會背景上都使他們感到新鮮——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觀念，即：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應同正在進行的革命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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