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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從現代的觀點看來,美國對孫中山(他被稱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的態度,正如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說,是「對於美國不喜歡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實例。」當然,這不是最後一個實例,因為後來還有許多美國支持「袁世凱類型」「強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亞斯、中國的蔣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朝鮮和南越一個接一個的軍事獨裁者、智利的皮諾切特之類。日本在這一時期狂妄荒謬的行徑以及凡爾賽和會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的出賣,前面都已談過了。

  ①布賴恩·丁·喬治著《國務院和孫逸仙:1920—1924年的美國政策和中國的革命性裂變》,載《太平洋歷史研究》(英文)。加州大學出版社,1977年11月號。
  至於取消外國在中國的租界、勢力範圍和治外法權(在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權」的主張中本來已含有這樣的承諾),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提到這些要求時,它的那些所謂「盟邦」根本不加理會。孫中山在他《實業計劃》一書中曾呼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原本用於軍事的經費應轉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投資。他的這一提議同樣無人理睬。相反,協約國在獲勝後運往中國的是剩餘的軍火,以有利的條件賣給各地的軍閥。這些軍閥能夠、也願意破壞和分裂中國,在看來永不休止的內戰中為他們各自的外國「後臺老闆」保持或擴充其勢力範圍。

  更有甚者,當孫中山正在努力準備北伐以掃清主要軍閥時,西方列強卻在支持那個陰謀在孫的「後院」破壞這次北伐的軍閥——一度得孫信任卻不忠不義的陳炯明。孫的計劃是利用各系軍閥正為爭奪全國控制權而內哄的時候,以廣東為基地興師北伐。由孫任命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卻另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這個富庶省份的統治權和財權據為己有,而絕不願意為了任何其他事情去冒損失部隊和權力的風險。他提出「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的口號來籠絡本省的人心。他起初作為反清革命黨人、後來又作為革新派的行政長官,小有名氣,現在他又鼓其如簧之舌,保證要把廣東建成為全國的「模範省」。他討好進步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企圖使他們從支持孫中山改為支持陳炯明。他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兩面派手法,使得連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也曾一度支持他,唯一的一個蘇聯駐廣州記者也說他的好話。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第一任領導人陳獨秀曾一度被他委任為省教育廳長。美國的杜威和英國的羅素等來訪中國的著名西方自由主義者都對他有相當深的印象。

  ①見上引達林書。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當時的領導人是陳公博。陳後因支持陳炯明被開除出黨,再後在國民黨當大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充當日本的傀儡,戰後以賣國罪被處決。

  ②這個俄國人是共產黨領導的西伯利亞「遠東共和國」電訊社(簡稱「遠東社」)駐廣州記者斯托揚諾維奇。據達林說,斯後來改變了對陳炯明的看法。
  ③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貝特蘭·羅素(1872—1970),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譯者

  ④在一本題為《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小冊子(英文)(紐約《新共和》雜誌出版)裡,杜威稱讚陳炯明道,「在我所遇見的中國官員中,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很可能成為第一流的全國性人物……他是一個既能使別人忠於他、他也忠於別人的人——就這一點來說,他就幾乎是無與倫比的了。」這最後一句話實在是絕妙的諷刺,因為陳很快就對孫中山叛變了。

  在玩弄手段、施放煙幕的同時,陳炯明暗中與香港的英國當局及英美支持的直系軍閥吳佩孚保持接觸。(吳是當時勢力最大的軍閥,也是孫中山北伐的主要目標。)到1921年底,陳的態度改變已趨明顯,因為他停止了對北伐軍的供應。接著,1922年3月21日,由孫中山任命為陳炯明參謀長的鄧鏗在廣州火車站遇刺,兩天后傷重不治。雖然刺客逃逸,人們都認為陳炯明應對鄧鏗之死負責,因為鄧擁護北伐而陳是反對的。鄧鏗是曾受高級訓練的職業軍人,早年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軍事教育界頗負盛名。他的被殺一定使孫中山想到其他類似的案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陳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執信在廣州策反桂系軍隊時被殺。

  ①鄧鏗是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革命軍人的老師。他的學生中有蔡廷鍇(十九路軍軍長,1932年淞滬抗戰的英雄)、鄧演達(1927年前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1927年後同宋慶齡一起為捍衛孫中山的政治原則而鬥爭,1933年為蔣介石秘密殺害)、葉挺(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軍長,曾被蔣介石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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