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9)_愛潑斯坦

一九

　　§（四）百折不撓

　　以後，在16年中，在孫中山的領導或激勵下又舉行了9次武裝起事，但都失敗了。當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軍起義終於推翻帝制時，他正在美國為革命籌款。他是從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張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

　　由於多次失敗而在辛亥革命時又不在國內，他當時和以後經常被人嘲笑為「空想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等等，至今還有作者在這樣說。這些人忘記了當時的條件是何等困難，也忘記了孫中山堅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強大作用——他的這種精神植根於他對中國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深刻信念。

　　宋慶齡在回憶中評論道，「當時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這只能說明他們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氣和信心，缺乏對永遠要求進步的人民的同情。我們知道，理想和遠見是幹革命的必要前提。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個革命者，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奮鬥的人，總是不知道疲倦的，總是把未來看作是光明的。」

　　「百折不撓」是宋慶齡用來形容孫中山的一個詞，另一個詞是「不息的熱誠」^①。這是指他對既定目標的堅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見到過他的人都能證實，他在危機中非常鎮靜、在處理個人關係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孫中山——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的兒子》，載《宋慶齡選集》第376頁。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寫的關於孫中山的書中有時給他戴上一些「帽子」，諸如「碰釘子的愛國者」、「勉強的革命者」等。^①宋慶齡看到這些總是又生氣又好笑。在她看來，孫中山的愛國主義和對革命道路的選擇——理智的、堅定的、從不怨尤的選擇——反映了他所看到並為之服務的歷史的要求。而且，這些要求是有客觀基礎的。中國後來確實是通過革命前進的，中國愛國志士的奮鬥目標——國家的進步和現代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實現。但不是在孫中山生前。

　　①類此污蔑的一個最新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特別是其中《死因的委婉說法》一章。該書有不少很重大的缺點，這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有這些缺點，這木書在其他許多方面本來可以說是一本很有用的通俗歷史書。

　　孫中山的偉大正在於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後來被稱為革命先行者的他從未因路程的漫長而躊躇不前。董必武曾經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後來成為共產黨領導人。董寫道，「孫中山經受了許多挫折，但從不後退，因為他堅信他的事業是正義的。」^①從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到辛亥革命後勝利回國的16年裡，他一直流亡國外。他既沒有休息、也不是獨處，而是一往無前地工作、戰鬥。

　　①董必武著《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載《人民中國》（英文版），1955年4月1日出版。

　　他先到日本，在中國居留民中組織了興中會的一個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辮子。這是明顯的造反行動，因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辮是犯法的。為了便於裝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裝，上唇留了一撮小鬍子（此後成了他在公眾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國人後來尊為國父的孫中山這個名字最初也是作為「偽裝」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國外，通用的名字是「孫逸仙」的廣東話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讀音是Nakayama）這個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後來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鄉稱「中山縣」，國內許多大街、公園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對他的紀念。

　　孫中山自日本經北美至歐洲。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設計綁架。使館租了一條船，準備把他秘密押解回國。在那裡，等待著他的將是——像他自己所寫的那樣——一種最最殘酷的、讓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蓋、砸斷雙腿、剜去兩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誰也認不出來。」^①

　　①據羅伯特·佩恩著《孫逸仙》（英文），第43頁。

　　在這一綁架事件中，給清政府駐英外交官幫了大忙的是一個名叫馬凱尼（舊譯馬格裡）的英籍顧問。30年前，這個馬凱尼曾在中國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但為了對付這一中英兩國倒退落後分子的共謀，孫中山機智地動員起積極的力量，即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同情。他爭取到在使館內為他送飯的英國僕人，替他向康德黎醫生送信求援。康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外科老師，師生情誼甚篤。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過孫中山的老師、熱帶病專家孟生爵士相助。兩位醫生先後要求「蘇格蘭場」（倫敦警署）和英國外交部採取行動，但無結果，於是他們把事件向新聞界公開。

　　在報紙頭條通欄標題和清使館外群眾憤怒抗議的壓力下，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爵士終於迫使清使館釋放了孫中山。

　　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後，清廷下令通緝孫文，使這個過去的無名小輩一下子名聞全國，1896年在倫敦被綁架及釋放的轟動一時的事件又使他名聞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人想到過在「不變的中國」會發生革命。現在人們知道中國在發生革命，孫中山就是這場革命的領袖和象徵。清朝第二次給予孫中山和他的事業出乎他們本意的「恩惠」。

　　孫中山獲釋後又在倫敦繼續勾留了7個月，這段時間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渡過的。他系統地閱讀關於歷史、政治、軍事、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書籍。他始終不懈的積極進取精神也表現在求知上。他總是從不滿足地尋找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有用的知識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學期間，他就鑽研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從達爾文的學說，他推論出中國如果不使自己適應現代世界的生活就會亡國滅種。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歷史向他啟示，獨立是能夠贏得的，皇室和封建主義是能夠被推倒的。他不是一個隻會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著如何把這些學說和經驗運用于中國的路子。

　　他在倫敦閱讀時集中注意於廣泛的社會問題。美國激進的單一稅制理論家亨利·喬治（1839—1897）所著《進步與貧窮》一書對他在土地問題上的看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土地問題對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在這時，他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訪問過倫敦的貧民窟，這可能是受到馬克思重視勞動人民的啟發。他有沒有讀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我們沒有看到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但我們確實知道，孫中山對於為發展資本主義而付出的人命的代價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樣，孫中山沒有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做的那樣作出結論：不論在中國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階級將最後領導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會。他倒是希望，通過「節制資本」，未來的中華共和國能夠避免階級之間的戰爭和第二次革命。這個觀念包含在他以後形成的「三民主義」中。

　　有些作者猜測，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他也許曾經遇到過列寧。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列寧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倫敦，而這時孫中山早就離去了。但他確實遇到過其他俄國革命流亡分子，他們的無畏、信念和堅持到底的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回憶說，他曾經問他們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對方平靜地答道，也許要一百年。當對方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評說，中國革命的艱巨不下於俄國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國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顯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倫敦遇到的俄國人是誰，我們找不到記載。但在巴黎他確是認識了契切林（一個布爾什維克，後來出任蘇聯首任外交人民委員，在俄國革命同中國革命的匯合中起過作用）。

　　據宋慶齡在文章中所說，此時已聞名中外的孫中山在歐洲停留到1899年，「他訪問了有中國人在那裡生活和學習的一切歐洲中心城市——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柏林。」極大多數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對他歡呼，不少人加入革命。這些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而不只是孫中山過去唯一有過直接接觸的華南一帶。這樣，他就為在其他重要地區將來開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礎。例如華中的湖北省就是這樣的重要地區，因為它位於東西向的主要航道長江和南北向的鐵路幹線的交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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